――06年春节与各位博士兄弟们共勉

从　国

　　春节大年初三，我写了篇随想文章给所有贵州籍博士及尊敬的贵州博士网会员兄弟们拜年。本来只想写见句话，但一上键盘就收不了手。写到老网帖子的上限才打住。正月十五过后，我把这篇文章删了。这几天人民大学杨骏博士、无锡李正全博士、郑州杨振海博士等打来电话，说那篇文章很有感觉，最好不要删掉。于是，我今天把这篇文章又贴上来，为朋友们正确、客观认识我们的生活空间作一点点参考。并请朋友们指正。　　

作为一个老博士，看到一个一个的贵州ersonName ProductID="籍" w:st="on">籍ersonName>博士兄弟以及走出校门闯荡生活的知识分子兄弟们走出院校，步入纷繁复杂的滚滚红尘。有的得志得意，有的疲惫不堪，有的一肚子苦水。同在奋斗，结果不同，境遇各异。总觉得要给弟兄们说点什么，好像不说出来，是罪过一样。我真诚地把所有贵州籍知识分子们视为兄弟，因为从同一个穷苦地方走出来，太不容易。闯荡在外的贵州人不团结，是最大的不应该；如果不清醒，则是最大的不幸；而如果不能融入外面的世界，则是最大的失败，永远是一个边缘人。因此，一个拥有经历的人，把经历摆一摆；一个有心得的人，把心窝淘一淘；一个有过得失的人，把心得抖抖；一个拥有顿悟的人，把玄机漏一漏；一个能抽出时间的，挤时间为兄弟们聊一聊，事虽平淡，却充盈着我们这些穷山沟里苦水泡出来的博士及广大知识分子兄弟们相互之间天然而然的情谊，也充斥着我对所有贵州籍知识分子的无比敬意。我用这份情谊，向兄弟们拜年啦。
　　中国是一个伟大、复杂、多彩而古老的国家，是我们的祖国。活在中国是荣幸的，但在中国不会活则是最大的不幸。活在中国，要像个人样地活在中国，极不容易。我先谈点粗浅看法，先抛个砖，目的是引起大家的思考。

　　第一，要看透中国，理解中国。古诗叹咏：“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这个“山”，就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历史和现实，就是我们时代最大的迷团。中国之复杂，之难以捉摸，不是今天才这样，历史上从来就如此。中国伟大，因为她是我们的祖国。中国复杂，没有道理，只有事实。绝大部分中国人是不可能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国家的，因为中国历史是世界上最高超的伪装术积累了几千年的结果。伟大的华人获得诺贝尔奖得主ersonName ProductID="丁肇中" w:st="on">丁肇中先生感言：“中国改朝换代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历史。”以至于到今天，连正在伪装历史的人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装什么东西了，时代彩笔总在不停地圈点，但不知是在作画，还是在涂鸦？
　　要理解中国，太难，难于上青天。我本人认知中国的方式，也是极其迂回的。我是具有国民教育系列正规学历学位的经济学博士，我一开始是按照马克思先生的学术路径去理解中国的，结果是越研究越糊涂，越研究越荒唐。经过长期的观察、思考与历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想认识中国，必须从读民间谚语、打油诗、民间故事、古训、顺口溜、原生态民族文化开始。否则，你得到的只能是假象，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个生动的民族和极富特色的文化。
　　给真实的中国作表述性结论，其许多特点和文化往往会使你震惊，会使一些人不舒服。实际上，世界任何现存的民族及其文化都有其鲜明的优点和不足，但没有对错。东西南北中无一例外。但是，只有那些坦然承认自己的弱点、直面自己的弱点、勇于自我剖析自我批评的民族，才是优秀的民族。也只有这样的民族，才会在世界民族竞争中笑到最后。也只有这种伟大的民族，才能坚持到看到世界末日。而一个害怕批评、不敢正视自身弱点的民族，一听批评就暴跳如雷的民族，是没有机会与时俱进的，没有机会反省改造自己的。而没有机会改与时俱进修正自己的民族，必定是一个退化的民族。这种民族无论过去有个多么辉煌的历史，都会在今后进一步发展的民族竞争中被别的民族淘汰，结局必定是瓦解，消失。
　　中国太大，太穷，国大家难当，不复杂不正常，复杂才是正常的。中国许多东西不可捉摸，是团迷。是迷团，是正常的。如果中国什么事都直来直去，都明明白白，那才是天大的怪事。看历史，看世道，需要容量，需要高度，需要境界。否则，我们不可能以平和睿智的眼光，去洞查我们的时代。而且，看民族与看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世界上任何民族文化，进一步说凡是现在的民族文化，既然能存在下来，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正确的。巴勒斯坦民族的肉弹是合理的，以色列的手段也自有道理。对历史、对民族，远不是这个对那个错这种浅层次的评价问题。民族没有对错，只有特点。这是我们探讨中国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加以交待的。
　　要了解中国，我们来观察几个主要的社会生态现象。
　　现象之一是“虚”。如中国的“劳心者”们，从来都生活在光怪陆离、虚幻无常、天花乱坠的迷惘之中。他们精力中最旺盛部分的七成以上，是整天为这样那样的理想而奋斗，为这样那样的主义而拼搏，为这样那样的组织而奔走，为这样那样的领导而效忠，为这样那样的活动而折腾，为这样那样的理论而争吵，为这样那样的连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情感而讴歌甚至感动，他们这部分最旺盛的最宝贵最有效的精力不是形成建设性的生产力，而是在永无止境的扯皮、内耗中耗费。生活在语言无比真实然而内容无比空乏而且从来都有是头无尾的口号中，是中国人没有选择的选择。在中国，八成以上表面的东西，桌面上的东西，开会讲的东西，电视上放的东西，纸上印的东西，“八小时以内”的东西，一般都是虚的。印的白纸黑字，讲的条理分明，吹的天花乱坠，但一进入实质性操作，对不起，统统按达尔文弱肉强食的规矩办。我们天天讲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实际上中国离市场经济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的经济体制还是一个权力为上的权力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真正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三代人，要半个世纪以后，要国家法治化、民主化之后才谈得上市场经济。我们20年前（86年）就立法法定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今天义务教育只在皮上，小学初中教育不是向义务教育走而是不断地商品化。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90年代初就称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关键时刻，然而到今天，到底怎么改都还有所谓的摸索之中，连最基本的法人治理结构也落实不了，这个关键时刻可能还要拖三、五十年。我们30年代号召农民起来参加武装斗争时就说要“打土豪分田地”承诺给农民土地，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革命都以给农民土地为诱饵动员农民流血牺牲卖命，历史上江山从来都是农民打下来的，土地却从来没有农民的份。直到今天，中国农民仍然只是土地的承包者，仍然没有自己的土地。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就打出了民主科学的旗帜，然而100年漂泊后的中国，人民渴望了几千年的民主仍然不见踪影。我们一直强调要惩治腐败，然而腐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蔓延、渗透。我们强调不说假话要办实事，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讲假话办无聊的事。我们强调要丰富哲学社会科学，但去年以来中国所有的民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统统被清除，这些机构是正式依法登记注册的，但一个行政文件就赶尽杀绝，这种违宪行为让中国所有民间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们以及所有的知识分子看透了中国精神世界的荒凉。我们天天在讲法治，但我们天天在违宪，行政运转大部分在违宪中进行。因此，在中国，耳朵最不可靠，眼睛看到的大多是假象，只有感受最可靠。生命短暂可贵，不应该与虚伪为伍，与谎言相携。我对这种社会风气表示痛心。但这种风气肯定将长期存在下去。这种现象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一个东西能成为民族特征，就没有对错了。前两天广东某市一个外资水务企业的朋友说，他们投资了近8个亿搞水厂，原来与政府签订合同20年水价不变，而且还要逐年递增。现在才经营了8年，政府命令水价下降一半。老外接受不了。要打官司吧，肯定能赢，但在人家地皮上做生意，你赢了官司，会输了前途，会被当地人搞破产。我劝他，在中国做生意，要投资企业保护费。我告诉他，中国权力市场经济的最初阶段，是商品洗产品。第二阶段，是资本洗商品。而现在目今眼目下，是权力洗资本。资本家们要有准备。虚，不可信，是中国社会一大特征。不了解中国社会这一特性，注定你会永远生活在伪善与谎言之中，永远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我们要做的，不是该不该怀疑中国社会虚伪性的问题，而是如何在这个虚伪的社会中生存发展的问题。
　　现象之二是“利”。世界上最唯利是图的不是“葛朗台”，不是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而是我们中国人。中国人8小时之内干虚的应付虚的搞完后，便是大家统统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开始进入“八小时以外”这个最伟大、最精彩、最丰富的主战场。这个主战场，要用占世界人均资源不到一半的资源条件，养活世界五分之一强的人口。因此，“利”在中国，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显得更重要。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场上，8小时以外的人们打着这样那样的旗号，拖着各种五花八门的兵器，使出各种变幻不常的招数，声嘶力竭地按照不折不扣的达尔文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去撕扯、抢夺社会财富中那些不知道被什么大爷们瓜分后留下的残汤剩水，抢得天昏地暗，抢得人性沦丧，抢提鸡犬不宁。然而，生活所迫，生计所为，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人多地少、僧多粥少条件下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因此，我们要宽待我们社会的虚伪性与人与人之间的斤斤计较。我在政府部门混了二十多年，其中一个最深刻的记忆是：每当一讨论长工资、分钱分物分福利、提干部晋级别时，你会看到人世间最丑恶、最虚伪、最小气、最自私的嘴脸。
　　现象之三是“累”。我到个欧美、日本、澳洲，回来后的总体印象的中国落后，中国人累。中国人之累，是世界之最。年前一个任某中央企业中层领导的老乡请贵州老乡吃饭，他近几年一起在东南亚、南美洲、非洲做矿产业务。我问他这几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他一句话说完就是中国人活得太累。很多国家都比中国穷如越南等国家，但那些国家的百姓不受气，穷苦中还有一份真实的自由与尊严。这份自由与尊严在中国是万万得不到的。我听后很心痛。中国人跟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百姓比，的确没有什么地方如人，这我想得通。而跟落后国家比我们的百姓还是不如人，就想不通了。我是个社会学专家、经济学家，但我用显微镜也找不到我们天天标榜的优越性到底在哪。中国人累，身累心累感觉累，无时不累，无处不累，无人不累。首先是农村人累。农村人口多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各方诸候的“关照”下，累一辈子，穷一辈子，受气一辈子。这是不言自明的。其次是孩子累。在中国，孩子和学生是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教育制度的直接受害者，而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一种虐待制度，是一种培育奴才消灭个性的恶劣体制。以城里孩子为例，三岁起就送到幼儿园去接受最初的被管理训练，就开始使他们适应不自由，就开始用虚幻诱导他们脱离人性中最宝贵的自由与浪漫，就开始使他们适应身心分离。早晨七点半孩子还在梦中最需要睡觉时，被父母生拉活扯地叫起来上幼儿园。到幼儿园后统统集体行动，要按照阿姨的指令和德行行事，要吃令人不放心的食品饮料，要听很多他们幼年不需要听的说教，要干他们不愿意干的事情，一句话是要接受中国社会对幼儿最初的思想灌输与改造。这些孩子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回家后都不想再回幼儿园。上幼儿园是受罪。但不上还不行。一到上小学，受的累就令人深恶痛绝了。早上七点到晚上8点，二三十斤的书包，铺天盖地的作业，连绵不断的考试，翻天覆地的折腾，任何一个少年学生都逃不掉。我是个挣钱养家活口的成人，但我觉得我读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比我***还累。每看到一天疲于奔命、一脸茫然、满眼无奈，学生的书包连同加在书包上的学生社会压力向当年原孙猴子一样压着这些厂址烂漫的小小少年，我产生了一种来自骨髓的狠和无奈。上初中上高中，累！累！累！考大学，是累上加累。而孩子毕业分配，找工作又太难，累！累！累！中国人，是从没有懂事之前就开始累的，彻头彻尾的累命。再其次是百姓累当官的也累。历史上百姓是草民，累是必然的，绝对的。在政府系列，当兵的统统是奴才，当然累，也是绝对的累。低官是高官的奴才，有时累有时不累，是相对累。当官的为什么累呢？很多当官的朋友们都是好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具有相当好的人品。但要记住，在中国，当官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职业或谋生手段。而现行的公务员名义工资是支撑不了公务员基本生活开支的。于是，灰色收入就成了中国公务员实际工资的主要部分。这是常识。政府事实上对灰色收入是默认的，这就是灰色收入长期存在而且将继续存在下去的唯一原因。这个默认，是公务员吃香的首要因素。而对灰色收入依赖，使得公务员统统是高风险生存。灰色收入的普遍化，使绝大多数公务员都成了“只要一查”，大小都有问题的潜在违纪违法大军。大家整天提心吊胆，已经成为公务员们的普遍心理疾病。公务员中很多人都想当个好官，但是当好官难，难于上青天。你不贪不拿要树新风，等于在揭露别人断别人的财路，于是你站不住。站不住，还有什么仕途可言。你要参与贪拿呢，本身又立不起来。一个人本身品质立不起来，官再当得大又有谁真正从心里面瞧得起你呢。莫奈何。这是风气，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风气。凭心而论，公务员是社会群体中素质相对高的阶层，很多公务员如果换个活法不做公务员的话，其经济条件和生活质量都不会亚于其现状。在中国，当官的当公务员的又何尝不苦，又何尝不累呢。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没有人不苦，没有人不累。这个民族再这样下去，感情会越来越麻木，心脏的体积会越来越小，体力行会越来越弱。
　　现象之四是“混”。没有诚信可言，是中华民族最大的败笔。由于契约与法治的长期缺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诚信可言。相互欺诈，无信可守，已经成为社会通病。因此，类似诚信之类在西方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在中国就变成珍品了。就拿个简单的社会公证来讲。在美国这个国家，政府没有公证机构，而年满十八岁的具有基本文化素质的公民都可以注册当公证员。任何相关事务一经公证，就具有法律效率。违犯了公证条款就会受到法律制裁。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公民如果在诚信方面出了问题，这个人在社会上就混不下去了。一个人如果让别人发现会说假话，就是人渣了。而如果一个公证员做了假公证，这个哥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因此，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中，从来珍视诚信之类的基本社会道德规范。而在中国，政府设立了大量的公证机构，但公证机构的公信力基本上等于零。这是一个充斥虚假的国家，不讲假话就不是中国人了。当然，假话有善意与恶意之分。我认为在中国善意的谎言不是假话。当然在文明国家这一条不成立。没有诚信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文化氛围，没有法治的社会治理条件，要让政府的证公证机构真正的“公证”起来，是妄想。公证机关作假的现象比比皆是，司空见惯。前两年陕西著名的“假彩票案”，丢尽了中国公证机构的脸面。人与人之间不信任，人与组织之间的不信任，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不信任，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
　　现象之五是“忍”。中华民族是一个最具忍耐性的民族。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忍性，可以跟中国人相提并论。“忍”，是中华文化精髓中的精髓。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之所以能不断裂地绵延传承下来，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民族天然具有“忍”的基因。年三十陪儿子放鞭炮，看到北京人不仅小孩在放，连大人也在不要命地放炮，而且越放越起劲，狠不得在爆炸声中一了百了。在战场般壮烈的迎春花炮声中，孩子放鞭炮当然是喜庆。而我在大人不要命地放炮的氛围中，没有看到传统、习俗和庆典，而是看到一个民族的可怜。看到几乎是所有放鞭炮的成人们，都企图把一年的辛酸、憋气、忍耐，企图通过个一声声的爆响“一爆了之”，出一口憋得太久了已经承受不了的气。这也许是中国鞭炮文化限不住挡不住最根本的原因所在了。我对中西文化差别作过简单的分析，我认为形成中西文化分野的基本原因，是进入文明史的方式不同。西方人进入文明的方式是，“你扭着我的手我抓住你的头发”，是在对弈中进入文明的。结果是为了不再让争斗影响生存和秩序，这些伟大的人种发明了谈判、契约与法治。契约、规则和法治，是整合社会力量规范社会秩序最有效的制度。在这个制度基础上，西方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伟大而优越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科技革命产生了，法治社会形成了，人类与自由民主的目标越来越近了，社会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具有生命力。中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一路走好，勇往直前，走在世界的前列，最基本的原因是进入文明的方式是平等的。而我们祖先们进入文明的方式是，“一些人骑在另一些人的身上”，是在欺压与忍耐中进入文明的。中国的历史，就是欺压与忍耐的历史。朝代会更替，而社会的欺压与忍耐从来没有改变过。为了使欺压与忍耐继续下去，统治阶级发明了最为复杂的封建政统、道统、学统，一句话是发明了深奥的权术。这些权术在不断地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方式找寻意识形态借口的同时，绵延不断地再生产出一代一代的服服帖帖的忍者。其结果，是社会越来越强烈地依靠人治，社会行为没有规范，整个一锅大杂烩。今天我们的中央领导提出要以人为本，敬爱的温总理要求要建立法治政府，但是中国这个社会人欺人，人压人的历史已经几千年，整个社会对历史累积起来的对人治的依附，欺人者和人欺者之间都已经形成了本性，不说欺人者愿不愿意丢掉欺的习惯不说，就很多被人欺者也形成了惯性，一旦没人欺也会不适应，因此在中国要做到以人为本，要建立法治政府，不是一项简单的事情。社会制度不改，政治体制不改，文化体制不改，以人为本和建立法治政府都没有条件。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制定了成千上万的法律，但只有不到1%的法律能起作用。我们这个社会病得太久太重了，快病入膏肓了。社会不公、效率低下、道德沦丧、贫穷落后、受欺于人，是这种“忍”型社会必然的结局。在今天世界的主要舞台上，中国人是说不起硬话的。中华民族的“忍”，在成就了“大一统”凑合着的“安定”的同时，在不断弱化民族的素质。“忍”，利在今天，害在未来。
　　现象之六是“智”。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民族。中华文化太复杂，太不可捉摸，太博大精深。这也为中国人脑力的发育提供了外在刺激。数千年积累下来，中国人的脑子被锤炼得无比优秀。中国人的确聪明，大街上随便叫一个人来，提拔当个处长完全没问题的概率不百分之九十以上。北京满大街跑的出租司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以当社会学讲师。在古代全球所有的科技发明中，中国人的成果占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在现代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科技人员中，华人占了相当高的比例。中国人聪明，但这个聪明在中国大都得不到充分发挥，这些聪明要么与权术结合在一起形不成建设性的智慧，要么不能与权势沾边而被冷落白白地自然消失。无论怎么看，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都是世界一流的。至于这些聪明才智在中国能不能发挥，也丝毫不影响这个民族聪慧的天然禀赋。
　　现象之七是“贫”。在我们小学的课本上，中国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这是一种错误的浅见。事实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是相当恶劣和贫乏的。中国国土面积世界第三，但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是荒漠山石，不宜人居。中国可以住人的地方，基本上都人满为患。在飞机上看中国，所有的有水的平整地面上，都已经住满了人，已经没有余地了。中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人均资源占有量的二分之一不到，人均淡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石油资源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客观地看，世界自然地理环境最好的地方是欧美，决不是中国。
　　现象之八是“难”。在中国，做人难、办事难，百姓难，当兵的难，当官的也难。无人不难，无事不难，无处不难，无时不难。这个国家要用如此贫乏的资源养活世界五分之一强的人口，条件与要求不对称。处处艰难，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中国，除了借火点烟不困难外，办任何事情都难，进而是任何事情都办不彻底，达不到最优效果。的确，中国的制度能集中精力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办到的事，但事情往往办不到位。而且，资本主义国家能办的事，如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太空计划等，中国是办不到的。不是不想办，而是没法办，也办不到。
　　上面列举了8种社会生态现象。这只是给大家点了个题，各种现象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太多太多，不一一枚举，也举不完。
　　生活在中国，要清醒地认识中国，同时要客观的理解中国。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拥有优秀的文化，也存在许多败笔和劣根性。无论中国有什么优点和缺点，我本人都无比热爱我们的国家，因为她是我的祖国。我一直非常敬仰那些建设性地为国家为民族的发展做贡献的人，但永远也瞧不起那些拉大旗做虎皮玩弄历史强奸民意的任何人。毛泽东前辈有一句话千真万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中华文化的光荣，功在人民，功在世世代代默默耕耘生存劳作繁衍子孙生前没什么名份死后什么也没有留下的草民，而历史上留下来的，特别正统历史书上的所谓政治名人们，都是活人带着某种意识形态目的重新加工所作出的死人秀，是活创造的死人万万不可信。而与民间故事相关联的历史名人、善人、艺人、诗人等非意识形态作秀的历史人物，才真正是民族的愧宝。历史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也无法改变，而且谁也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只是名称和提法，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认清世道，顺应历史，尊重现实，丢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才能找准生活的基本座标。
　　只有能清醒地认识环境进而能正确理解环境的人，才能适应并利用环境，把握住自己命运的咽喉，积极有效的创造自己的生活，最为舒畅地走好生命的旅程。

　　第二，要自信自强自立。人是猴子（类人猿）变的，从爬行到立起来走路，是猴子能变成人的重要条件之一。“立”，是“人”的根本。人要坚持并维护这个根本，必须自信自强。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强者发展、弱者淘汰的自然法则中，人类之所以能进化成最高端的高级动物，之所以能超越自然并改造自然，是因为人类拥有自信自强自立的能力。今天，人类社会发展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复杂，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个体的作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微不足道。因此，许多人产生了靠领导、靠组织、靠父母、靠亲戚、靠朋友的“依靠观”，反而把自己祖先通过数百万年进化抗争得来的并自然而然天赋于我们的灵与肉中最为宝贵的“自信自强自立”基因给忽略了。这是一个最致命的错误。马克思先生的哲学里有一个原理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因此就人生命运而言，能谈得上“靠”的，只有自己。而与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之间的关系，本质上都是与外因的关系，人与这些外因是一种互动关系，绝对不是“依靠”关系。因此，依靠这个词，主要是针对自己的，而非任何别人。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艘生命的航船，怎么走最主要的是取决于你这个舵手。只有一个自信自强自立的人，才能使自己这艘航船具有优良的装备和强劲的动力。总之，自信自强自立是做人的基础条件，首要条件，内在条件。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只能是合作关系；个人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本质上只能是契约关系。领导这个词，是中国的国词。在国外，政府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法律法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发达国家是没有“领导”这种名词的。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术语中，所谓靠组织、靠领导、靠朋友、靠天靠地等都是一些虚假的东西。我们必须识破这些东西。切记，在人生长河中，唯一可依靠的是自己，其他的都是合作。
　　一个人一旦“三自观”即自信自强自立的人生观真正树立起来以后，你会在猛然醒悟你原来生活在一种虚伪的谎言之中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安排好你的事业和生活。很多事情就会自然变得明朗无比。如你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为此你必须集中精力解决什么问题？你拿什么本事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条件怎么创造？首要问题解决后该进一步解决些什么问题？事业、生活的秩序和要点就会自然而然的铺展在你的面前。于是，你就会在红尘滚滚的世界里，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头绪中，准确的破解生活的迷底和生命的难题。
　　在树立“三自”观方面，老李哥有一点心得体会。我本人的人生从结果上看是谈不上成功但富传奇，而我生活的过程我认为是非常完美的。生活之树常青，人生重要的是过程，结果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觉得我这一生，活得像个贵州人，最起码算半个贵州人。我的心得是：自己走自己的路，不后悔，不抬头。我之所以有这个生活过程，是我的祖宗们给我的福份。我伟大的祖宗爷爷李自高先生是一个农村乡里的“大知识分子”，是一个诚实爽朗的农村社会贤达。证据是长期当“马哥头”，玩过一两支“快枪”五六根火枪，乡土宗教职务是“军师”，半辈子为乡亲做法事威望很高，为人耿直见不得弯酸小人，人穷但能吃个半饱，闲时农村学堂教书授业人称先生，经常给别人写“天地君亲师位”菩萨，方园10里内的坟碑有二十分之一是老人亲题，一辈子吃一顿饭时间最长不超过5分钟，99.9%的饭是站着吃进去的，喝烧酒喜欢“一口闷”，奶奶不止一个我知道的最少有一个后奶，膝下五男三女算是大户人家，老家选址风水不错一眼望去还有点儿像毛主席老人家的韶山老家，他的时代人们都称他“志高先生”。老人享年81岁，生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去逝之前自己为自己写了一首诗留与子孙后人：“几度光阴几度秋，日月如梭晓夜流，眼目昏花人难认，九九单乘上西游”。我父亲是纳雍县最好的土改干部、科局长之一。23岁当区委书记，58岁还是区级干部。脾气好为人好爱儿爱女。膝下8男1女。活下来7男1女。7子中除两个知识分子（一博一本）外，其他5人全部参个军。最高军职军衔：副班级。父亲人缘极好，善良。但老是受人惦兑。86年去逝，享年58岁。去逝时纳雍全街人一半以上流泪。由于有这样奔放自由浪漫朴实善良的血统，本人在树立“三观”方面有点自然天成的成分。自信，争一口气，做一番人，好强，不服人。就这么简单。一个小例子。公元1978年本人在恢复高考后第二年，考取了贵州工学院电机系水电水利工程建筑专业读本科，两件小事使我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这个专业。一是在进校后第二学期，在上樊映川的黄皮皮《高等数学》课，老师在讲解微积分中的“拉格朗日中值定律”，我问老师这个定律是怎么得出来的，老师说我们是工科学生，会用公式就行了，不需要理论证明其原理。只要记得“中值定律”的用法就行了，就像给一把钥匙，会开锁就行了。至于锁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是理科生的事情。我一听觉得我的专业没有多大的科学价值，就产生了退学重考大学学数学专业的念头。第二件事是78年看了贵州日报一则消息，说开工于1958年的乌江电站截流了，过不了几年就要发电了。我一听，觉得一个水电站要修二三十年，我学的水建专业刚好是修水电站的，学成后要在大山沟里呆半辈子，这不是毁老子的青春。我又问老师像我们这样的大学生学出来后假如去乌江电站工程部工作，能干些什么。老师说如果学好了可以指挥修个涵洞。哥们一听，失望了。于是乎，当晚决定退学。走求。我们那个年代，大学如天堂，学子们对大学的期望是如此的高，以至于连我在内很多人都认为读了大学就有资格当个把皇帝或者是当一把总理了，就认为与毛老人家的级别差不远了。期望有多大，失望也有多大。于是，老李哥准备回纳雍了，不学水建专业了，不愿意把人生宝贵的光阴花在山沟里，想重考大学，学数学等更深奥更有价值的专业，不想因“水建”而失去我通过努力还可能得到的历验人生更美好、更精彩的风景的机会。于是，编理由，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老娘卧病在床需要人照顾等等，申请退学。当时工学院电机系总支书记我记得名字叫做韩三发的系领导、以及班级辅导员给我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我半句听不进去，我决定了的事比皇帝决定了的事还坚决。一句话，这个专业不行，走求。于是本人荣幸的成了恢复高考以来贵州工学院第一个退学的大学生，也许是全国第一个退学的大学生。大学生退学在今天看来是不足为道的小事，而在1979年，则是天大的壮举，是英雄。回到贫苦的老家，我因“敢于从国家正规大学”退学而一举成名。所有的纳雍人，都高看我一眼。我在老家是很有点名气的，至今不衰。然而这个名气不是来自成就，而是来自个性，来自于“敢退学”的过程，自己决定自己。1978年我们纳雍县就考取了不儿名正规的大学本科生。本人为人豪放，通达，硬气。是哥们讲情讲义的无论职位高低，无论贫富贵贱都是兄弟。我眼里没有领导，没有官，没有大款，没有穷人，只有朋友。任何人千万别在我面前拿官样，因为我如果太想当官的话或者说如果我拿当官当成我人生目标、我拿出对父母的孝顺对朋友的真诚的那种劲头来当官的话，到今天也离部级不远了。我是一直在大领导身边写东西的人，什么场面我没见过。我也有一些朋友当个小七品后在我面前把自己当官看，这些兄弟太让哥们难为情。由于耿直豪放讲义气重感情，在京工作的比较亲近随便的朋友们都称我为“李老英雄”。我一直为弟兄们给我这个伟大的名誉激动不已。我是把这个称呼当成英王十字勋章来看待的。说实话，直到今天，我仍然对我当初退学的选择和决定激动不已。是的，如果当初不退学，哪有后来略行天下、攻读博士、多彩情爱、交际美女、进国务院部委工作充当一流写手、首创“抓大放小”、与若干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平手起草著名的《世界经济发展宣言》、与众多人间英雄好汉交往等人生阅历与风采呢。而且，我当年大学的同班同学现在大部分是正教授级高工了，但发财的我还没有碰到。因为水建专家是发不了财的，发财的是搞水建项目的老板们。我的确庆幸当初哥们选择退学时那份那种豪气，那种天王老子劝都听不进去的顽性。人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闯，就是赌，无所谓胜败，也无所谓输赢。重要的是过程，进一步说是支撑这个过程的境界和在境界行进的过程。一个人如果没有主心骨，总跟着世俗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爬，算不得好汉，谈不上人生精彩。再如我本人找老婆，就不会听任何人的，更不需要媒人。而决定我老婆标准的只有三条朴实得让你无法理解但意义无比深远的条件：一是我是贵州土人，爹妈都是贵州穿青人，是不折不扣的贵州土著。在我的少年时代，纳雍县当地的上层人物都是南下干部们，大都是北方人。一口普通话、大个子、白牙齿、大身腰。男人高大威猛傲慢，女人丰满美丽动人。真是让少年的我倾倒一万回，于是我想找个北方女人做老婆。这个条件是35年前定下的。二是我长得倒高不矮的只有174厘米，想生个高我一头的大个子儿子，生个新时代的猛哥英武大汉来继承我自认为伟大的血统，于是要找个1米7以上的。第三是本人鼻子倒高不低的有点塌，想找个鼻子高的，把我儿子的鼻子也撑起来，鼻子高了气顺，气顺的人单位时间内的吸氧量高自然会多得天地之福份，有助于人生成功。只此三条，就行。其他的什么政治、家庭、经济统统不需要考虑。李某人找老婆就是找的那个人。人合心就行。其他的完全忽略。哥们找对象的一切都是按照理想中儿子的标准反过来推理的，我最看重的是要亲自创造出一个英雄好汉亲儿子来继承我自认为伟大浪漫的血统，于是我从身材到相貌都进行了首先的安排，然后再根据儿子的尺码来找妈。是在为一个未来的英雄甚至是国王找母亲。多么伟大的事业呵。交女朋友可以一见钟情，浪漫多彩，只要不对不起人就行。而给想象中一位未来的儿子安排一个妈可是天大的事，要不折不扣地按大政方针办，要来最实在的，半点都不能含糊。事实证明我是理性的，正确的。今天我的同学们孩子都快成家了，有的当爷爷了，而我儿子刚满九岁。孩子虽小，但读的是北京最好的小学。三年级，9岁刚满不到一周，个子1米53，著名的北京实验二小同年级个头最高，小伙比他爹长得OK100倍，数学题从来没有错过一道，想必又是新时代一条好汉，又是他的时代的一流精英。我曾想，想像我儿子事业发达，伟岸身材，一表人材，找个洋媳妇，生三五个红眉毛蓝眼睛的孙儿孙女，用不同的语言叫我做爷爷，揪我的胡子侃我是老土人、老滑头、老糊涂，要我交待年青时的浪漫与风流以及如何对不起奶奶等罪状（弄不好要写一本书侃他祖宗呵），想到这些，我觉得上帝给我的太多了。此生不愧对生养我的祖宗父母了。实事求是地讲，我这一生的安排，主要是考虑下一代，我把生命的延续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换句话说，我早就做好了下海的准备的。原因就一个，如果我老婆给我生的是个女儿，我***砍头都要下海。两口子都要下海，就为了我所安排的儿子。是的，我按照我的性格和方式生活。尽管我人生的主线安排，就象一根小草一样朴实简单。因此，我活过。弟兄们，为人，这一口气很重要，自己经营自己最重要。跟着感觉走。上帝只把实惠给有主见的人。不谈多了，多了又是聊斋了。这方面想进一步侃的，回头找我牛皮牛皮，也给兄弟们传点经验。
　　一个自信的人，总是昂扬向上的，不会为权贵折腰；一个自强的人，出手总有硬招，做事总有收获，不会为金山银海跌志；一个自立的人，本身是一艘航船，一座丰碑，一道风景，不会被红尘淹埋，也不为名利是图。人生最大的财富，是自信自强自立。人生有此“三”，足矣。一旦有了此“三”，想要什么都有可能得到。
　　在选择当前大事方面，我认为，我们寒窗二十二年熬出来的年青博士们、寒窗十九年熬出来的硕士们，寒窗十六年熬出来的学士们，志向要远，出手要实，用力要猛。首先第一个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一个囊中羞涩的人，一个被二文银钱搞得愁眉苦脸的人，无论走到中国任何地方，都难以抬头见人。而对于社会地位，大家大可放心，在中国，一个正二八经的国民教育系列出来的博士硕士学士，其社会地位是台面上的，谁也不会小看你。在北京，处长的地位比博士低得多。因此，读书人步入社会的第一步棋不是图虚名，而应该图实利。首先要集中精力下狠招解决经济问题。经济的解放，是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解放。我们要上面对得起生你的人－－祖宗、父母，中间对得起在乎你的人－－老婆、亲戚、朋友甚至情人，下要对得起你生出来的人，最基本的硬条件就是经济上的解放。
　　拿什么来解决经济问题呢？就拿你学识来解决问题。这方面，每个博士都是专家。当今世界，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渐离物质的程度，市场对精神、科学、民主、自由、科技的需求在爆炸性膨胀。在这个时代，任何专业的学问只要做好了，做真了，做得连我们自己都感动了，就会有需求。有需求，就有利润。有利润，就有财富。弟兄们，如果你的专业还没有学到具有“三味真火”的地步，那么，赶紧操练。如果你的专业已经相当精了还没有市场需求，那么，赶紧宣传，抓紧设计。要知道，市场是设计出来的、忽忧出来的。
　　当然，我们的财富观永远是：君子爱才，取之有道。作为一名博士，或者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干什么都不讲个气节和道德。靠本事赚钱，靠才能致富，不应利用奸诈，捅社会的漏子去赚黑钱；不要利用权术或谎言，投机钻营去赚罪钱；更不要利用穷人的弱点，抓拿骗吃去拉扯穷人的救命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有理，取之有德，和气生财，合作生金。只要用心，只要到位，只要利益安排得当，赚钱并不是件难事。
　　前两天黔籍博士，现无锡国联集团副总裁北大李正全博士说得好：社会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个人的奋斗和成功，本身是对社会最直接的贡献。个人奋斗不是自私。而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私不自私的问题，只存在谋利方式的合理合法性问题。正如世界上本没有什么这样那样的所有制问题，什么公有制私有制，统统是糊弄人的概念和圈套一样。到一定的年龄，谁都知道现在世界的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绝大多数是无聊的谎言。
　　切记，当前的要务是经济解放，解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只要解决了这一条，才谈得上更上一层的追求，才谈得上为社会作贡献，才谈得上为人民服务。具体的个人，只有先解决了自己，才谈得上解放人类。

　　第三，是与时俱进，重新整合自己。欧美近年创新了一种个人能力重组技术，称之为企业教练技术。其基本内容是让一个人站在别人的立场看自己，对技能、特长、情绪、思维、习惯等要素进行重新评价，然后按照不同的人生目标进行重新整合，形成全新的、专业的、高效的能力。
　　中国社会在飞速前进，与时俱进显得极为重要。按照变化了的形势进行继续学习，不断反省，不断修正自己，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在当前的教育制度下，我们无论是博士、硕士还是学士，都有一个常识经济化、商品化的问题。这里要强调的是，学社会科学的弟兄们，很多专业都是很少有什么实用价值的，要尽快商业化，实用化。如学哲学的，要赶紧向相关的管理、战略研究方向转移。学政治经济学的，要向应用经济学迅速转移。一句话，我们的学术，要商品化、产品化、经营化。否则，二十年寒窗白费了。
　　再是在能力重组过程中，要全力加强为人修养。中国是一个最典型的人治社会。人治社会中人情关系是第一位的。关系是人治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关系学是人世间第一个最有用的最实用的大学问。为人，是一门大学问。这方面，大家有同感，而且我也做得不够好，也就不多谈了。希望弟兄们就此问题谈些高见，给大家润润眼。
　　　　简单写上以上闲话，与兄弟们共勉。不足之处太多，浅见也很多，错误也很多，望弟兄们见谅。
　　敬祝大家新年快乐，来年心想事成，活出风采，活出风格，活出个性，活出价值来。　　　　　　

公元两千零陆年大年初四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