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中的“超级细菌”

张三民

    曾被新文化运动领军人胡适、鲁迅共同鞭挞的对象、近年来随着畸形市场经济的蔓延、媒体娱乐化效应及社会的浮躁之风等又“阴魂不散”起来。

    于是，北师大那个 “超女”完全脱离春秋历史背景的《论语》心得因《百家讲坛》而潮起潮落，一些孔子学会接踵而至，山东“官方祭孔”的闹剧也隆重上演，鲁迅当年所批评的“死读书、读死书”，不“和实社会接触”，不“使所读的书活起来”的那类人，居然对孔子顶礼膜拜到愚腐的地步，真应了鲁迅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呐喊，俾人坚定了“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与礼教”的新文化运动，是多么地适合“中国情况”，在中国土地上人类文明与愚昧的较量是多么地任重而道远。

    毋庸置疑，孔子“因材施教”、“诲人不倦”、“不耻下问”及“和为贵”等观点，仍可资借鉴，他和弟子们整理儒教资料、创立儒家学派，在“诸子百家”中自有一席之地，有人研究有人学习，只要不像中科院康晓光和深圳蒋庆所倡议的“儒教定国教”那样危险，只要不像山东“官方祭孔”那样臭气熏天，便无大虞大碍。亟须警惕的是，不能让孔子那些过时的有害的陈腐的思想再毒害人民了，特别是对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刑不上大夫，法不责尊者，礼不下庶民”、“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愚民主张与官僚枷锁及拚命维护奴隶制的“唯此为大”的腐朽思想要坚决否定，孔子的“内核”不仅与同为儒家的孟子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相差千里，与墨子“道可道非常道”所凝结的肯定、否定与普遍性的哲学思想有着天壤之别，与魏征“民为水，君为舟”的观念背道而驰，更与孙中山“主权在民、民生是社会总动力”的教诲和我党“为人民服务”、“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宗旨南辕北辙，自然与同时代世界级的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根本不可比拟。

    这从“孔子杀少正卯”便会看得真切透明。

    公元前497年，鲁定公提拔孔子，“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史记》），代理鲁摄相才“朝七日而诛少正卯”（荀子·宥坐篇），并弃市三天，罪案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但“邪说”了啥“淆乱”了啥，甚至连杀人事当时也无记载，待荀子宣布后又为儒家否定！而少正卯是官居“少正”之职的贵族大夫，是鲁国革新派人士，聚走讲学，是与孔子齐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弄得孔子门下“三盈三虚”，正如东汉思想家王充云“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论衡·讲瑞），然而孔子竟嫉贤妒能，违背众意，上台即杀少正卯，以至“门下皆惑”，就连小孔子九岁、被孔子称为“粗野”（直肠子）的弟子子贡都对孔子灭绝人性的杀人行径不满，当孔面发出了“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的质问和谴责。

    这是孔子以权压人的历史写照，是其“仁爱”“修身”的自我嘲讽，是其人格外化的集中体现，是其伪君子的原形毕露。列宁云“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从根本上看，是孔子心想“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 的官本位本性使然，也是历史上御用文人的惯用伎俩，正是在孔子“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这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官场逻辑和腐败机制下，每朝都有一些所谓的“大师”、 “教授”， “像孔子同志学习”，对孔子顶礼膜拜，抑或在众目睽睽之下，拿着纳税人的俸禄耍起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鬼把戏，这是孔子思想之毒害，是反民主的“害人虫”维护既得利益的罪恶所在，时下堪称影响中国社风、政风乃至党风的“超级细菌”，是政体改革“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迄今徘徊不前的文化基因。

    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鲁迅和胡适当初在面对“孔家店”时，别无二致、空前团结，坚决地选择了“砸烂”，为什么新文化运动能那样深得民心、如火如荼，撕开了“吃人礼教”的祖师爷——孔子的神秘面纱，让人看到了其本性；毛泽东曾告诫，“反动的东西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掉”，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为了中国民主进程的真正推进，为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过上幸福的日子，让我们彻底冲破非人的思想束缚，以人为本，共建和谐，使中华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