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和谐经济思想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

邹定斌

（贵州财经学院金融学院，贵阳  550004）

[摘要]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安居乐业的民生经济就是我国乡村应有的和谐经济，和谐经济是区域经济和区域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我国乡村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化才能建设和谐经济，中国乡村和谐经济建设的路径选择，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和谐经济模式。建设和谐经济。在我国西部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很重要，最好是发展农村直接金融试验区，促进金融下乡。现代技术下乡和职业技术教育下乡。此外，中国新农村建设和谐经济需要配套一些优惠政策的支持。

[关键词]费孝通；和谐经济；江村经济；新农村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英文书籍。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探索出一条振兴中国农村经济的路来？费孝通先生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在乡村发展工业经济的著名社会学家。这就是费孝通先生和谐经济思想的发端。费孝通先生在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里，选择江村实地调查。其实没有“江村”这么一个村庄，江村的原型叫开弦弓村，是在距离上海约100公里的江苏吴县。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阐述的经济思想，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主张发展超大型城市、发展大城市、大机器工业基地的设想。费孝通先生认为乡村要现代化，首先要增加农民收入，摆脱饥饿和反贫困，要在中国乡村培植工业基础。费孝通先生理直气壮地提出了乡村工业在技术上兼容城市大机器大工业经济和谐经济学观点。这也是一种在农村培植工业基础的生态经济学思想，是一种来自于中国农村乡土的和谐经济思想的灵光。

一、费孝通先生乡村工业化和谐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

关于在乡村发展工业，实现乡村工业化的可能性，费孝通先生早在民国时期，就有精辟论述：“乡村工业是可以有前途的”_[1]。

（一）安居乐业的民生经济就是我国乡村应有的和谐经济

开弦弓村是费孝通先生进行深入的社会和经济调查的第一个村庄。在这里的调查，让费孝通先生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农村危机，农业的艰难，农民的贫困，农村企业受到工业过分集中于都市引发的危机，对江村经济调查，激起了费孝通先生的思考和灵感，树立了中国乡村工业化理念，产生了建设乡村和谐经济的思想信念。

中国是有乡村工业的，而且“乡村工业是可以有前途的” _[1]。“让我们加重的说中国几千年来并不是没有工业的国家。我们中国人民曾从手工业中获得我们生活上所需的各种制造品，在相当高的文化水准上并不感觉到严重的缺乏。现在大家口口声声说中国需要工业化，这并不是说，以前没有工业，现在才从西洋学来了工业；实在的意思是中国的工业技术需要改良，需要现代化罢了。要正名的话，应该说是中国工业的现代化才比较合适。”_[2]

（二）和谐经济是区域经济和区域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不是一张白纸，想着什么颜色就着什么颜色，不是可以随便把西洋的美景往上临摹的，我们有自己深厚的传统底子，弄不好会画虎成狗，贻笑大方。中国的传统意味着中国有走乡村工业化之路的可能性。“自从机器把人口反复筛动之后，它集合了许多痛痒不相关的人在一起工作。他之间只有工作活动上的联系，而没有道义上的关切。现代都市中住的是一个个生无人疼、死无人哭的孤魂。在形式上尽管热闹，可是在每个人都心头有的是寂寞。他们可以有一个表面上复杂的共同秩序，可是并没有一个内心中契洽的共同目的。机器文明把社区生活的完整性销毁了。”_[3]在中国，“乡土工业式微之后，工业离开了乡村，跟着有一部分人口也被吸出去了。但是在吸收时却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个人为单位的。结果破坏了家庭的完整。”_[4]

当今的中国农村，仍然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亿万农民工背井离乡，赴沿海大城市谋生，乡村的老弱妇幼困守在农村分割细碎的小块土地上。夫妇城乡间的分居，农民工的子女在大厂矿上学不易、在大城市上学困难，老人在农村无人照顾。城市房价过高，农民工在城市收入不高，买不起住房。报道说北京大学毕业生，有农民后代，是博士、硕士，双硕士，毕业后在大城市工作，因为无力购买住房，自杀了。90后在城市失业后犯罪自杀者也有。火车客运周期性紧张等等社会不和谐问题不断涌现。如果大量的工厂本就分散在乡村，农民进厂无须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上岗，那么，春运情况会大为改观。所以，安居乐业的民生经济才是中国乡村和谐经济的发展的根本途径。

（三）我国乡村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化才是建设和谐经济

 费孝通先生认为：“内燃机的发明和在运输上的运用，卡车和公路的发达，更使货物的散集不必要集中在少数据点。电话和航邮又使经营上的往来减少了密集的需要。这种种技术的进步，使分散工业不成为幻想了。”_[5]“这样说来，乡村工业是可以有前途的” _[6]。

新中国建立后，费孝通先生1957年重访开弦弓村，看到原小丝厂不复存在，又一次阐述了许多工业门类分散的可能性。“在我们国内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的。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一定规模的小型丝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材料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不但如此，这种小型工厂还是促进农村技术改革的动力，许多屑物都是最好的肥料，工农业在技术改进上都可以联系的起来。何况工业过分集中到城市里去，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人口不必要的集中是有害无利的。”_[7]

在开弦弓村，1929年费孝通先生开始试验，建立开弦弓生丝精致运销合作社和乡村银行。费孝通先生的试验直到1935年重新装备了新机器之后才证明是成功的。1935年，这个工厂的产品被出口局列为最佳产品。”_[8]

“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社会问题。” _[8]费孝通先生认为，增加农民收入，依靠社会再组织寻找中国乡村的出路，“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费孝通先生是主张农村经济是农业、商业、加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混业经营才能富民的。“在农村设厂，工厂的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 _[8]

二、费孝通先生和谐经济思想对新农村建设的借鉴意义

费孝通先生在区域结构功能模型研究中，强调了区域体系内由于市场机制的影响，一个经济区域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即要有“心、肚子、嘴和脉络”。心指中心城市；肚子指腹地，包括众多的农村、集镇和其中的农田工厂；嘴指出口，区域贸易口岸；脉络指交通运输的渠道、通讯联系和交通网络、中心城市、腹地、流通网络、海陆空的出口构成了一个经济区域的基本内涵。

（一）区域经济结构中的混合生产力是新农村建设中和谐经济的力量之源

什么是“新农村”建设？费孝通认为：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将以农业为基础的已趋衰落的传统乡村“重建”为包含现代工业文明的工农相辅的“新农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出来的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乡村工业化已经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宣传和推广，这是农业的生产力层次混合着现代工业的生产力的混合生产力。

（二）用和谐经济思想指导我国乡村的产业结构合理化

 2010年3月3日到3月14日，在北京召开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两会首次就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增加了农业企业发展问题和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问题的提法。新农村建设要不要鼓励草根工业接着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农民经营的工业经济（例如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重启，乡村和谐经济怎样再次进行“新长征”？或者说，中国新农村建设和乡村和谐经济应该如何进行？费孝通先生认为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将以农业为基础的已趋衰落的传统乡村，“重建”为包含现代工业文明的工农相辅的“新农村”。在费孝通先生的著名《江村经济》一书中，中国传统的农村存在着工农混合的乡土经济，“种植五谷是农，加工稻米就是工，男耕女织，耕与织就是农与工的区别。”现代工业技术下乡如何下乡？职业技术教育怎样才能下乡？怎样处理好西部欠发达地区和谐经济发展的各种矛盾？例如，贵州喀斯特地貌石漠化，水土保持、森林植被和工农业结合的关系？三次产业如何协调发展才能建设乡村的和谐经济？

（三）中国乡村和谐经济建设的路径选择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和谐经济模式。引用别人的话吧“一方面，日韩农民的收入60%以上来源于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第二，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可以以合作社形式进入金融、保险、加工、购销、超市、餐饮、旅游、饭店。日本严禁外部主体进入农业，这样才保护了日本的农业。”_[8]

三、对我国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借鉴乡村和谐经济思想的建议

在我国西部欠发达欠开地区乡村，和谐地发展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是增加农民的收入代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好途径。试建议如下，以供参考。

（一）金融下乡是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

 发展乡村的和谐经济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资金从哪里来？费孝通先生是主张民间主导，政府引导的方式的发展乡村金融。费孝通先生在江村开办了乡村合作银行，认为乡村工业和乡村银行以民营的形式为最佳。当然需要政府引导，用法律来规范化。根据调查，前几年贵州扶贫货款到户率为42%，实际上远远没有达到此数。扶贫贷款需要担保，而贫困农户很难得到贷款。现在推行小额信货，贫困农户可以得到一些货款，但难度也很大。现在贵州农村贷款是这样的，贵州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对每个农户进行资产评估，然后根据这个打出信誉等级，再根据这个决定贷款金额。中国乡村和谐经济的发展需要和谐恰当地解决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的关系。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为之惊叹：“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费孝通先生的乡土重建思想堪称当今乡镇企业发展的真正的思想源头。现在贵州各地县域经济的发展都说没有钱，银行下乡在贵州是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先行。建设和谐经济，需要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最好是发展直接金融试验区，促进金融下乡。

（二）和谐经济需要现代技术下乡和职业技术教育下乡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现代技术下乡”的口号。费孝通先生认为如现代技术的下乡，乡村工业中合作制的推广，这些工作都需要政府来做。特别是乡村工业的发展必需有一个可以“把小型制造单元协调在一起的大型组织”，这个组织的建立及其管理职能的发挥要依赖政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生村官等推动不了中国乡村的和谐经济，反映出在中国现代技术下乡困难重重。现代教育不但没有做到把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打工的机构。损蚀了乡土经济。”在这里费孝通先生实际上是提出了发展面向乡村工业的职业教育的问题。一些地区也出现了比较成功的事例。比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隶工艺局所设的实习工厂从1903年至1907年“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这些毕业生成为直隶乃至于华北乡村手工业的技术骨干，对高阳织布业的兴起产生了巨大作用。而乡村工业的发展会引起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从而刺激自身人才培养机制的形成。在土布业中心的高阳，当地的商会为了培养更多的织染专门人才，提高技术水平，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在1927年创办了高阳私立职业技术学校。设立织布、染色两科，前后共培养成400余人，这些毕业生大多成为高阳布业大商号、大工厂的骨干力量。为高阳织布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费孝通先生指出当时现代教育和知识分子与乡村脱节的情况，知识分子下乡搞乡村建设，“太偏重文字教育、卫生一类并不直接增加农家收入的事情”，而缺乏农村需要的可以运用现代知识的生财之道。当时的教育制度使“乡间出来的人才受了现代科学教育之后，并不回到乡间服务。

 国家现在很重视职业技术教育，但这些毕业生回农村的少，有一个过程，在沿海地区对人才是技术要求越来越高，三年职业技术教育学不了多少技术，当高职高专技术人才在沿海混不了饭吃了，就会回头看，技术人才在欠发达、欠开发地区（例如贵州农村），是有用武之地的。

（三）中国新农村建设和谐经济需要配套一些优惠政策

 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混合生产力的经济模式呈现了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应在农工相辅、城乡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和谐经济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和谐经济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以占世界百分之五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的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固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也足见人地关系之紧张。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无法找到就业门路的时候，农业是农民唯一的谋生之道，农业成为唯一的就业门路。现在农村是人多地少，所以大批农民工往大小城市里跑。在中国乡村和谐发展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和谐经济是中国乡村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就象费孝通先生不把眼光局限于农业，而另辟蹊径提倡发展乡村工业一样，今天中国的和谐经济建设也要大刀阔斧。在重视乡村工农业的同时，也不要把眼光局限于一两个产业，要因地制宜，广开门路，农、林、牧、副、渔业均可发展，国内旅游服务业、国际旅游业和观光农业，直接金融业和国际金融业，国际贸易业，现代物流业，节能减排的环保产业，以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都可以发展，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

 在乡村发展和谐经济坚持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的模式。政府不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农民进行某项生产事业，而应通过乡村中各种因素的重组，在保证利益能够最广泛地分配给农民的条件下，调动地方能人和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以形成持久的动力。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实现职能转变，成为职业专业技术服务和经济技术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做到“管理民主”，才能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环境。一是要大力恢复和发展“农工相辅”、“农工混合”的农村经济，同时鼓励“现代工业技术下乡”。理由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多种经济成分的企业不应当集中在少数都市手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费孝通先生将其称之为“工业下乡”。二是在实现乡村工业化的同时，还应向乡土社会输入现代知识，重建“双轨政治”制度_[9]。在费孝通先生看来，这种双轨制度中的“绅权政治”，在当代已变成民选的立法代表，费孝通先生认为，为避免因经济复兴的迫切需要而加重政府的权能，政治双轨有必要同时加强。

研究结论

 历史在发展。但费孝通先生留下的精神还在，费孝通先生召唤的声音还在我们的耳畔，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实力的统一体矫健地踏入全球一体的大社会的重要使命还留待我们后人去接续完成。费孝通先生的和谐经济思想，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看，目前还适合我国西部经济欠发达和区域欠开发的地区实际，但也具有一些缺点。第一，费孝通先生“乡村工业化”的和谐经济思想，是关于半工业化、半城市化和半生态经济的观念，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思路，但其对三次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特别是对现代金融服务业、通讯服务业和物流服务业等高端服务业的开发重视不够。第二，费孝通先生 “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政府官员行政的和谐经济思想，隐含任何服务性组织应提高效能的经济管理思想观念，但“双轨政治”已经是昨日黄花。第三，“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和谐经济观点，是中国乡村和谐经济建设的很古老的思想基础，隐含着交流充分活跃、流动性强的经济管理思想，具有一些市场经济的特点。可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经济思想最多是一种和谐经济的经济哲学，需要细节去落实，否则中国乡村的和谐经济理想很难实现。总之，费孝通先生这样一种既是学术的又是民族的绵延不绝的精神传统，正在导引着后来者去探究、去思考、去建设、去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 [6] 费孝通.中国乡村工业[A].费孝通文集(第三卷)[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5

[2]费孝通.人性和机器[A].费孝通先生文集(第三卷)[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390-391

[3] 费孝通.人性和机器[A].费孝通先生文集(第三卷)[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96

[4] 费孝通.城乡联系的又一面[A].费孝通先生文集(第五卷)[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516.

[5] 费孝通.乡土重建[A].费孝通先生文集(第四卷)[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85-386.

[7] 费孝通.重访江村[A].费孝通先生文集(第七卷)[C].北京：

群言出版社，1999.57～58.

[8] 费孝通.江村经济[A].费孝通先生文集(第二卷)[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7，155-156.

[9]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 2007年，第322页。

作者简介：邹定斌（1966-），男，区域经济学博士，贵州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要研究方向：区域金融与区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