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1950年出生，当过工人、农民、士兵，贵州大学毕业后，从事过社会学研究，曾任贵州团省委书记，后到团中央统战部，期间发表过多种学术著作，1995年任国家宗教局局长至今。曾作为国务院特派专员之一赴藏主持第十一世班禅金瓶掣签和坐床大典。多次出访国外并就我国宗教情况接受国外官员记者的采访，消除了国外对我国宗教政策的误解

 

编  前：  叶小文曾作为国务院特派专员之一赴西藏主持第十一世班禅金瓶掣签坐床大典。作为国家宗教局局长，他多次就我国宗教情况接受国外专员、记者的采访，消除了国外对我国宗教政策的误解。在我们全面了解叶小文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段叶小文与美国记者的谈话。
        （录象资料）叶小文：  如果要说我成长的过程中，崇拜过什么英雄人物，或者说，哪些英雄人物对我起了作用，我想坦率的说，因为我是在贵州——中国西南一个偏僻、贫困的地方长大，我首先崇拜的是贵州的大山，是在贵州那块“富饶的贫困”的土地上，像大山一样宽厚和倔强，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并能创造自己文化的人们。也就是说，在一种艰苦的环境里磨难出来的人，也可能成大器。
        外国记者：  能否谈一谈您是怎样成为国家宗教局局长的？
        叶小文：  大概因为我这个职位比较重要，而我又姓叶，因此有人猜测我是叶剑英的孙子。其实我的父亲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教员，与威名远扬的叶剑英没有任何关系。我能成为国家宗教局局长，应该说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时期的选人用人机制。我想选择我是因为我有一定的德才，同时也认为我愿意苦干，还可以说是我运气好。我当过工人、农民、学者，也当过做青年工作的干部。可能是一种机遇使我走上了宗教局局长的岗位，大概还与我是社会学学者的时候比较关注宗教问题有关系。
        外国记者：  在未来5年里国家宗教事务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叶小文：  从我们的国际工作来说，面临的挑战是要解决好我的一个苦恼：我从中国清朝一位学者的书中看到，美国隔我们那么远，中间隔着太平洋，互相观察需要借助望远镜。我们国家已经走向改革开放，确实有许多东西要向美国学习，所以我们认真地拿着望远镜，注视着美国，总是努力把他看的比较大一点，比较清楚一点。我相信美国人虽然鼻子比我们高，但眼睛并非千里眼，他们看中国也需要借助望远镜。糟糕的是，很多美国朋友却把望远镜拿反了，他们总是把大的一头对准自己，把小的一头对着中国，因此总是把我们看的很小很糟糕。
        记  者：  在刚才那段资料片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语言幽默、谈锋犀利的叶小文，也感受到了他浓厚的家乡情结。那么，平常的叶小文又是什么样呢？
        解  说：  从1995年到现在，叶小文任国家宗教局局长已有5个年头了，我们前去采访他时，正巧遇上他与局里新招聘公务员的第一次见面。
        叶小文：  今天这个见面会使我想起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像你们这般年轻的时候我当兵，班长一见面就说，老兵要把新兵带，带出的新兵就是老兵，我相信你们今天的三位新兵很快就会成为我们局里的老兵。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搞到宗教的，坦率的说，我是搞过社会学搞过青年工作，后来不知怎么走错了门，搞到宗教了。搞到宗教，我就说我要对得起这个饭碗，我不让人家耻笑，我觉得也是改革开放的大潮把我选到这个位置上，更重要的，我坦率的说，也是贵州的那种环境，你不要看那儿穷，中国人活就是一口气，贵州那个地方虽然穷，但山娃子有点倔劲，管它的，只要搞到一个东西，抱着就啃，啃进去，说不定还有一点出息，就这样。
        解  说：  叶小文1950年生，研究生学历，当过工人、农民、士兵，贵州大学毕业后，从事过社会学研究，曾任贵州团省委书记，后到团中央统战部，其间发表过多种学术著作，1995年任国家宗教局局长。
        记  者：  很多国家的政府机构都没有宗教管理机构，你是否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家宗教事务局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叶小文：  你这个问题水平很高，美国人也那么问。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基督教没有护法神。我们佛教，你一进庙以后，四个金刚，一个笑弥罗汉，笑弥罗汉背后站的是那个韦陀就是佛教的护法神，东方的宗教希望官方保护它，它有这样一个传统。
        我们这个宗教局，简单地说，就是保护各个宗教的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我们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还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宗教界的朋友一起引导宗教来和我们的社会相适应。当时应该说围绕十世班禅转世是一次相当复杂的斗争，因为美国支持达赖插手，抢先宣布班禅转世灵童，而且，老百姓又搞不清楚，相当复杂，反正达赖就是千方百计的要插手破坏。
        因为你是记者，我就给你讲这个记者的事情吧。我记得，我当时是秘书长，带着中央的一百多人去，其中有一个很优秀的新华社记者。当时我们考虑，我们这个金瓶掣签完成以后必须在第一时间发消息，因为美国之音盯在那里的呀，我们搞的事情不可能让美国之音来发呀，于是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就找到新华社记者同志，在飞机上把细节告诉他们，让他们事先有个准备，因为要发各种语言，结果那个记者又鬼精灵，把时间算出来了，黄道吉日就是那一天，然后记者没有经验，打电话回去，结果普通电话就泄密了，当时这个搞不搞，因为那个地方说老实话，如果有人钻进去，不要说放颗炸弹，就是放个炮仗也许就要踩死人，你又不能搜身，又不能搞安检，所以，当时我们确实是一个相信我们的宗教人士，相信信教群众，一个确实也豁出去了。
        当时我记得，罗干同志和我，我们两个半夜两点钟起来吃饭的时候，罗干同志跟我说了一句话：小文，如果我们被炸了，哪个没被炸死，哪个接着抽签，我才第一次知道，视死如归就是这么回事了。
        这种情况下，我应邀去访问美国。那就面临着要给美国人民说清楚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我记得到一个五千人的教堂去参加教堂的会。他们对我热情的鼓掌，我很感动，美国的人民很善良，没有骂我们呀，后来，他们跟我握手时说，欢迎你逃出中国，误解存在的相当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要有一点贵州人的那种憨劲，就想讲美国的事情我讲不过你，讲中国的事我还讲不过你，笑话！你晓得哪样中国的事呀，所以坦诚的对待各种记者，包括ABC、 CNN最知名的记者，以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还有在洛杉矶的一个电台作直播，美国人打电话进来，问什么答什么。
        宗教人士他们都热爱自己的宗教，而且相当的执着，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他们当然知道我是个官员，是宗教局局长，是个共产党员，他们不会向我传教，但是呢，我是很有兴趣的去向他们学习宗教知识，在我家里各种经典都有，搞了这五年，经常跟他们学点，我也觉得宗教从某种程度上讲他里面有很多文化内涵。
        解  说：  1997年访美后，叶小文于1998年第二次赴美访谈，他通过与美国多位政府要员、宗教人士、媒体记者进行交流，把我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了美国人民，消除了误解，同时维护了国内宗教的正常事务。
        叶小文：  我的工作的一个最基本的信条，就是诚心诚意去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是无神论者，你要搞宗教信仰自由，我怎么能说真的不是假的呢？我觉得起码有三点：第一点，从哲学上来说，虽然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客观事物的客观存在。全世界应该说五个人里面有三四个人信教。中国有一亿多人信教,人家的精神选择我们要尊重客观事实就得尊重，这样你只能去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二，共产党不就是一切都是为了群众呀，你还有哪样呀，那么，这么一部分的群众他有这种宗教信仰自由，我们就得尊重人家，我们都是为群众呀，这是起码的两点，还有一点呢，应该说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传统相当有包容性，我们是以“和”为贵，相当有包容性。
        确实还是有一种，主要还是一种思念吧。我们虽然在外面工作，心里总是有一种家乡情结，我信奉这句话，尽孝才能尽忠，爱乡才能爱国，如果我连贵州都不去爱，我连我的家乡父老，我都不孝敬，那肯定什么爱国都是空的，假的。对家乡真诚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热爱，我认为是一致的，我们几个贵州老乡，每年在北京要聚会的呀，坐在餐桌上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你为贵州做了什么，我反正尽我的力量吧，搞宗教嘛，就祈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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