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过渡的桥梁

    （本文为接受凤凰网视频专访后所写）

    如何构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过渡的桥梁

在中国，制造业对GDP贡献大约40%，无疑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目前 “中国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很多人从国外卖回来的商品中相当一部分是“made in china”。于是不少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已经非常强大，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不可或缺，某种程度上卡住了世界经济的脖子，并以此沾沾自喜。

其实不然。仔细剖析一下中国制造业，不仅没有资格沾沾自喜，而且还会发现其中隐藏着许多辛酸与尴尬。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比例约20%，而中国人口数量是世界人口的21%。中国制造业充其量能说在制造业中尽到了自己的本分而已，谈不是强大。再就是尽管中国制造业获得了“20%”的份额，但形成这个份额的不是高端制造，而是基于衣帽鞋袜、日用小商品、家用电器、铝制品、玩具、电子、化工、机制制造等方面。其特点是重资产结构、劳动力密集程度大、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低效益。挣的是血汗钱，辛苦钱、劳累钱。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大量的利润归出订单的外国品牌公司如“耐克”、“阿迪达斯”、“苹果”等，其次是工厂老板，最后才是产业工人、农民工，喝点汤而已。挣的的确是地地道道的血汗钱。

挣血汗钱，相当于给别人当牛做马。是的，上无高端技术、高端产品，下无销售渠道，除了挣血汗钱，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举个手机制造的例子。手机厂家每生产一部手机，要向核心技术垄断控制公司-高通上缴占批发净价65%的专利使用费，办加工厂的老板还要赚钱，手机生产工人能从其中得到多少，是显而易见的。南方一些加工厂，如牢笼，工人如机器动物一样被严格管制，不少人干上几年就会累一身病。前些年南方有报道，说某制衣厂起火，工厂如牢笼工人无法迅速撤离，活活断送了很多年轻女孩的生命。走进几乎所有的加工厂，所能看到的是监工来回游走，工人们毫无表情地拼命干活。

而且今天，这种“当牛做马”挣血汗钱的机会也在逐步丧失。 从去年冬天开始，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以及江苏等地先后出现代工厂倒闭潮。春节前夕，日本知名钟表企业西铁城在华生产基地宣布清算解散。几乎同时，微软计划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和北京工厂，裁员幅度达到9000人。另外，其他一些知名外资企业，如松下、夏普、TDK等均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本土之计划，而三星、富士康、耐克等国际知名企业也受大陆成本压力纷纷向东南亚地区设立工厂。中国制造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外在原因有四：一是由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制造的订单日益减少。二是对外资金企业实行同等国民待遇，优惠政策减少了。三是中国的权力太任性，管理太折腾人，投资环境太差，难有改变。四是一些民族品牌掘起，价格低的替代品尽管质量差，但对低端市场的冲击很大。

内在原因，主要是中国制造天生的粗制滥造，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国人天生缺乏精益求精的制造技术品格，这些方面把中国制造局限在低端、粗放的层面上，入不了引领国际制造风尚的高精尖高利润制造领域。

一位机械制造业从业者曾经无比痛苦的感言，说出了如下一段肺腑之言：

曰：“首先我要说，中国的制造业不发达。我是学机械制造的，谈一些我的体会。当我和厂里的师傅们在为了使数控机床提高一级精度而不分白夜进行调试、翻译德文资料时，当我费尽千辛万苦又没有假期和加班费、满身污垢，满手是伤，操作失败了无数次但最终第一次加工制造出精度达到预计的0.0001毫米要求的样品时，我兴奋了一阵子，但紧接着又有了失落感，因为那台加工中心的数控机床是德国造的，数控计算机部分是德国造的，加工软件还是是德国造的，就连一把车刀，一个钻头，都是日本造的！除了厂房，没有一样工具是中国制造！就连厂房也是借鉴了外国的经验，同胞们，你们不是搞这个的也许没有深刻的体会，我要加工一件精度为0.0001毫米的零件，所需的工具，就是上述外国制造的东西，这些工具的精度要比产品的精度高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一把用于高精度加工的小小的钻头，咱们就是做不到啊！买日本的要好几千啊！没法子啊。”

这位机械师的感言，道出了中国制造业的软肋与辛酸，也展示了中国制造业的一般现状。前一段我收到了朋友转的一个微信，名称为“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的差距”。内容是一段视频。展示的是一根管子上套着中国制造的轴承滚珠，另一要管子上套着德国制造的同样规格的滚珠。用同样的力猛然旋转滚珠，中国制的大约持续了10多秒不到20秒，而德国造的足足转了1分多钟。一个小小的钢滚珠，背后蕴藏着的是天壤之别的制造文化-材料的品质、加工的精确、技术的精益求精、加工工人的素质。背后反射出来的，却是一个民族的工业特性。我们中国人有句最常用的语言，叫“干活”，背后的潜台词是干工作首先突出的是挣钱活命，而不是把工作干好。而我所知道的做加工的德国人、日本人，人家干什么首先想到的是把所干的事情“干好、干精、干透”，干成行家里手并在此基础之上生活。干工作的出发点差之毫厘，产品质量就会失之千里。

2015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中关村，看到大家拍照拿的手机很多都是外国品牌，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手机供应国，有巨大的市场，更有巨大的行业提升潜力。“这更需要基础研究作为支撑，让更多‘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变成‘Created in China’（中国创造）！”李克强总理点准了中国制造的软肋，也指出了中国制造的出路，即是给中国制造注入创造的品性。中国制造严重缺乏创造性。用一个比喻来比方，中国制造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人的本能+简单培训+劳动”基础上的制造，技术含量低，很少具有创造发明的因素。而在相关的基础研究投入、制造业科技投入方面，中国的投入不到发达国家的1/3。这就是现行中国制造的基本定位。是的，中国制造如果不注入创造的品质，注定只能停留在“当牛做马”层面上蹉跎岁月。

也许有人会质疑，说今年五一劳动节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个大国工匠的节目，其中所介绍的关于造飞机、造精密仪器的“工匠”们，哪个的素质低了，都是一流的高手，怎么能对中国制造这样失望呢？是的，在制造业中国也有一流的高人，中国的航天制造技术、装备加工技术确实也相当不错。但航天技术仅仅只是千千万万加工制造业之一，而中国的装备制造用到落后国家还可以，要到发达国家的卖萌是没有机会的。

然而要使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谈何容易啊。因为粗制滥造、缺乏精益求精，可以说是中国制造的普遍德性，也可以说是中国制造业从业者普遍的素质，还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必然结果。如果某种软肋成为普遍的共性， 或者说成为一种民族的根性，背后一定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而要改变这种普遍的民性，的确是难于上青天。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难度虽然没有“让猴子学说话”那么难，但一定比培训导盲犬难得多。

本人认为粗制滥造、缺乏精益求精的映射在制造业上的民族根性，主要来自于中国历史的三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来自于农耕文明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文明是典型的黄土文明，支撑这个文明的是农业。历史上的农业是一个靠天吃饭的产业，农民的劳动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风调雨顺意味着丰收，而天旱地涝则意味着饥饿。而农业的种植只要掌握好时令，挖土犁田，播种，施肥、锄草等体力劳动就大概齐了，对土地颗粒的大小、种子站卧朝向、地块的几何形状等有大致的要求，没有精确的要求。在农业方面，所谓的“精耕细作”所代表的是守时令、知农理、勤快、辛劳，而非制造业需要的精确、标准和对产品质量无微不至的挑剔。这种没有精确度标准化要求的劳动历史长了，粗制滥造就成了劳动的习性，长进骨头里去了。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两方面的。农业文明在培育了民性的温良、顺从、文化传承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作用是巨大的。但今天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下，这种文明所培育出来的劳动特性，工业社会不太认可。

第二方面，是中国的历史一直是权力任性的历史，也同时是一个排斥个人发展、压抑个性的历史。2000多年超长的封建专制统治，权力通吃。权力通吃之于社会管理，意味着重面上的管理，由面到点地全面管制，个人的自由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个人个性发展、个体发挥一起受到压抑。在这种人生生态里，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心浮气躁客观上就成为在权力通吃的环境里求生的不得已，这种“不得已”长期存在，就形成了一种长进骨头里的普遍的社会文化。急功近利的民性，导致社会不会真正花力气在科学的基础研究之上，即使是有些基础研究也只是皮毛的。弄虚作假意味着不尊重真理，不尊重科学。心浮气躁则意味着人的办事不认真，敷衍了事。这种文化与现代高端制造业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思维与精益求精，是格格不入是的。

第三方面，是中国传统的以培养“顺民”“服从”为目标的教育制度，是不折不扣的扼杀个人创造力的罪魁。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在于人是所有生命中唯一具有自由意识，能独立思考的高等动物。创造，是建立在独立思考基础之上的。没有独立思考，创造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封建专制之于个人所需要的，不是独立思考，而是不能提出质疑的绝对服从听命。学习服从、学习听命的历史长了，整个民族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消褪。中国古代为什么能出“四大发明”，是因为中国人天生聪明。科技革命为什么不在中国产生，因为这是一个封建的、权力通吃的王国，其教育制度一起在抹杀个人的创造力。近代以来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思想家，是因为思想没有空间，闭气了，憋气了。

中国制造要注入创造的因素，或者说中国制造要升华为中国创造，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人、环境、动力。要有具有创造力的个人，要有给创造以宽松环境的社会制度，要让创造者能在创造中自我实现。没有这三个条件，讲中国创造是猴子捞月，天方夜谭。

要打造适宜创造的上述三要素，所要解决的问题与我们这个社会整个改革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看是同一个问题，但从具体的取向上看，要着力解决好各有侧重和特点的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方面，是必须深化改革。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必须坚定不移的做下去。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必须继续深化政府改革。要实行社会生活法治化，建立法治政府，建立服务型政府，把政府的权力转化为法治的力量。如果社会生活继续是权力通吃，权力任性继续存在，创造就没有落脚之地。二是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教育体制改革。抹杀个性的教育体制不改，这个社会就生产不出搞创造的人。创造没有主体，拿什么来创造。三是创造的活力在民间，必须毫不犹豫彻底放开市场。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创造的成就，让市场做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是人类文明的成就。任何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做得好的国家。只有市场，才生产创造，才成就创造。市场才是创造的沃土。而我们今天的市场，只是个名称而已，真正的内容并不多，离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十万八千里。

另一个方面，是坚决搬掉现实生活中政府部门妨碍“中国制造转化为中国创造”的因素，主要是管理部门的权力任性。这是当前即期必须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短期内需要立竿见影做出效果的事情。改革的制度创新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却是迫切的，事关民生的大事情。我们不能等改革成功了再转型升级，而是要在荆棘丛生之中为“创造”砍出一条血路。李克强继工商管理商事改革提出“三证合一”（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一址多证（一个办公地场所可以办多个营业执照）等等为企业进入市场降低门坎的安排之后，紧接着于5月12日进一步提出要对政府权力再砍五刀，为市场和民企松绑。我们称之为“五砍”，即再砍掉一批审批事项，再砍掉一批审批过程中的繁文缛节，再砍掉一批企业登记注册和办事的关卡，再砍掉一批不合法不合规不合理的收费。校正政府行为、清除权力任性的力度是空前的。

中国政府是这个世界上政府权力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社会之一。人们不仅要问：政府的工作到底是弄权，还是社会发展。如果说人民共和国的政府需要努力奋斗的，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话，那么弄那么多权力干嘛呢？因为权力，特别是与当权者个人极容易粘合在一起的公权私执的权力-任性的权力（其中的性体现的是个人利益倾向），是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罪魁。在政治体制还没有能力把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的现实条件下，放任权力就是抑制发展。任性的权力耽误社会发展，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

5月12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引《礼记》《论语》详解政府工作报告中“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的表述，语重心长间接指出了政府权力任性的不合理。李总理说，纵观中国历史，凡盛世往往都“居敬行简”、轻徭薄赋，政府施政要义，在于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仔细体会总理的讲话，的确百感交集。一个没有敬民之心，不行简政之道的政府，是绝对不可能培养和激发出社会的创造力的。

政府权力设置中扼制市场、排斥创造的因素还有很多。不需要讲出来。只要到政府去办事，无论去哪个部门，都能深切地体会到。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无处不有。

中国创造之路，与中国文明之路一样，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本届政府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成就是显著的，用心是良苦的，工作是到位的，这是天下民众都能切身感受得到的。

没有权力的任性，就没有对市场的刁难；

没有权力的任性，就没有对创造的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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