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热爱，忠于事业
    口述人：原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司长  王远枝
    采访人：工信部中小企业局 张飞云、张肃
    时  间：11月1日（星期四）
    地  点：南线阁街37号院2号楼一层国资委老干部活动中心
    <说起来，王远枝司长其实并没有在工信部工作的经历，但其担任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和担任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司长期间的工作又是与工信部工作息息相关的。>
    很高兴今天能够见到你们，你们是工信部的年轻一代，未来全靠你们了。我们今天回忆一下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程，可以企划我们怎么样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讲第一个意思，能够有机会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我感到很荣幸，很自豪。问我跟工业和信息化有什么缘份？特别有缘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是念地球化学专业，是理科，如果按正常来说跟工业肯定是搭不上边。在当时的不正常情况下，因为我在文革中为刘邓陶、贺龙、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迫害深表不平，受到“四人帮”迫害，在遭受3年的关押、审讯、批斗和劳改后，被发配到福建省一个县办的农械厂去劳动，劳动5年。没想到在5年劳动中，我爱上了工厂、爱上了工业。我觉得工业在我们国家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过去经济建设的总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为什么以工业为主导呢？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工业为其它部门提供机器设备，就不会有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发展。还有，工业给我们提供能源、原材料、燃料，给我们提供日常工业消费品，提供交通运输，吃穿住用行等等，都离开不工业，工业非常重要，所以我爱上了工业。
    粉碎“四人帮”，1979年北大党委为我平反后，开始报考研究生，我报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为什么呢？因为我爱上了工业，好多同学当时都不理解，你怎么跨行业去报，你不报本专业，跨行业报，意思是你考得上考不上。第二就是你原来那些知识都丢掉了很可惜。但是我当时就是要考工业经济，因为我爱上了工业。后来到人民大学念了工业经济研究生，同学们还推选我当了校研究生会主席呢。研究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工业经济的宏观管理和企业管理。毕业分配的时候，当时是国家统一分配，学校就把我分配到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这样我就开始从事促进工业发展这样的一个职业生涯到现在，我感到非常高兴。而且我感到更加荣幸的是我开始接触工业的时候，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改革、企业管理整个过程我都是参与的。当时企业改革主要是由国家经委企业局负责，经历这一段历史我感到非常高兴，很荣幸，我们也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感到很骄傲，觉得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忆改革开放
    <作为亲身经历改革开放事业的一员，王远枝司长回忆起了那些岁月中印象最深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我印象最深的，给我教育最深的两件事，一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附属物逐渐转变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第二个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异军突起、迅猛发展，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力量、重要基础。这两件事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就围绕这两件事，我自己的工作以及这一段改革开放的历程做一个回忆，供你们参考。
    我先讲一下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确实是政府的附属物，企业生产多少由政府定，价格也由政府定，
    招工由政府定，投资由政府定，甚至修建个厕所也要报上级批准，企业利润全部上交。至于产品卖得出去卖不出去，企业也不管。这样的话企业就没有在市场自主经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学习安徽小岗村的农业改革经验，1979年国有企业就开始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以及1989年到1992年的转变企业经营机制。
    我回忆最深的是，1984年3月福建省55个厂长联名给省委书记项南写信，请给我们“松绑”。这封信在《福建日报》和《人民日报》登出后，在高层决策者的推动下，国有企业开始挣脱计划经济的“五花大绑”，迈向自主经营之路。企业自主权从分配方面来说主要有三种类型：一个是利润留成，一个是盈亏包干，一个是以税代利、自负盈亏。首钢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当时我在企业局工作的时候，每个礼拜都要到首钢去一次，就是学习他们的经验，写成简报向全国推广。我们有同志还住到首钢，就是跟他们一起把承包责任制推行下去。这个阶段还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企业建设性整顿。企业整顿也是每个月召开一次企业整顿领导小组的会，袁宝华同志负责，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参加，整顿企业领导班子、整顿企业的劳动纪律、整顿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等等，各方面工作全面开展。所以从这以后企业就开始进入市场了。宝华同志平易近人，跟我们是一个党小组的，每次党小组会他都准时参加，我们在会上可以直接向他毫无保留地谈自己的思想活动和对企业整顿工作的建议意见，畅所欲言，心情很愉快。
    这个阶段还有很大的改革措施，一是企业的领导体制改革就是实行厂长负责制，二是推行横向经济联合，组建企业集团。从1992年、1993年开始，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制度创新。1993年中央明确提出要建设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指出这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方向。这一阶段我是在国家经贸委工作。主要围绕这两条主线展开。一条主线就是基于“单个搞活”的思路，从单一企业的视角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涉及到企业的公司制改革，企业内部的一系列改革，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第二条主线基于“整体搞活”思路，从整个国民经济视角实施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就是要兼并破产，组建企业集团，这样的话把国有企业就整体搞上去。从1994年开始，国家还启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除积极推行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外，还同时进行城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积极推进试点城市国有企业兼并破产重组，降低企业国有债务，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减员增效”，实施下岗再就业工程，实施“三改一加强”，学习邯钢经验，提高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探索国有资产管理有效形式，设立国有控股公司，进一步进行企业集团试点，“抓大放小”搞活小企业等等。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面临着亚洲金融危机，中央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两项任务，一个是企业扭亏解困，三年脱困，一个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些任务，都胜利完成了。
    我当时在企业局工作期间时候，还参与了企业对外合作人才交流，就是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我在那个办公室里当处长，就是来负责引进国外企业管理专家，如武汉柴油机厂的“洋厂长”，和派出国内企业管理人员到国外培训。
    由于我在改革开放工作中表现还不错，1990年和1992年两次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党员。
    党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更加深入，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改革全面推进、重点突破、亮点纷呈，成效显著。
 
减负办岁月
    <首先，王远枝司长讲起了他在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期间的事情。>

    1998年，王远枝同志（时任国务院减负办主任）向吴邦国同志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汇报工作

     1996年，组织上把我从经济运行局副局长调到研究室当副主任（正局级）。我当时很茫然，瞎猜自己是不是受到机关内部说我“只会写不会做”、“文革中在北大挨批斗，造反派”这些颠倒是非流言的影响。但又不敢说出来。当时国家经贸委主任是王忠禹同志，他是一位水平很高、公道正派的老领导。他德高望重，我坚信他作的决定不会错。
    到研究室以后，告诉我的工作，就是你带一拨人去调查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这“三乱”的情况，就如何治理“三乱”、减轻企业负担，提出你们的政策建议。王忠禹主任在1996年底全国经贸工作会议上提出扭亏脱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五个攻坚战，其中之一是治理“三乱”减轻企业负担。我隐隐约约感到我会有一个新的、更加重要的任务，会不会把这个攻坚战交给我去办，原来把我调到研究室是重用啊，觉得组织上是信任我的，心里好高兴。
    我带了一拨人到了各地调研，写了调研报告。领导认为调研任务完成得不错，报告写得很好。又叫我负责代拟一份国务院文件，就是要治理“三乱”减轻企业负担的文件。我们起草完了以后交上去，高层领导觉得这个文件不错，应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去，就是让各地的党委和政府一起来抓这件事，所以以后就改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中发（1997）14号，还不是通知，是决定。
    我当时心里就想，向企业乱收费这是一个顽症，很顽固。治理好几次，一般来说都是治理的时候有一点收敛，一过去就又恢复原状，很难做。这是个硬骨头，这个事情交到手上怎么办？可以说企业负担乱收费是理不断，剪还乱，搞不好还要得罪人。但同时我也想，向企业乱收费、乱罸款、乱摊派必须解决，因为当时企业非常困难。工业14个行业之中有4个行业是全行业亏损，主要就是煤炭、军工、纺织还加上轻工。有12个省区市，全省、全市整体亏损，所谓整体亏损就是企业亏损额大于企业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就严重地干扰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加重了企业负担，而且更主要的是助长了不正之风，损害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确实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调查的时候情况很严重。我们开调查会，企业反映，他们都不敢说，为什么呢？企业说，他们都在当地的管辖之下，你现在一说乱收费，会“一把赢，把把输”，你以后还办不办事？开座谈会，谈远不谈近，谈到我这个地方的时候，领导怎么好，怎么关心我们，没有说问题，然后说着说着就说到别的地方，怎么严重怎么严重。我们感到企业都不敢说话，这个事情更是非做不可，这是对党和人民负责的问题。就是不要考虑自己的什么前途，得罪人，主要考虑怎么对企业有利，当时作为我们减负办的成员来说，就是下决心背水一战，完成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经贸委党组交给我们的任务，把治理“三乱”工作做好。
我们当时提出，治理“三乱”、减轻企业负担，各地要守土有责，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检验工作好坏的标准，不是看你开了多少次会，写多少篇文章，下发多少文件，而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务求实效。就是要用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
    在当时企业利润下降、亏损增加的情况下，我们从5个方面来抓企业治乱减负工作。
    第一项工作是“切一刀”。所谓“切一刀”就是坚决取消向企业的不合理的收费、集资、基金、摊派。当时大家讨论的时候就说，过去说我们改革，中国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不要“一刀切”。我们说减负就必须“切一刀”，不“切一刀”就减不了负，因为你如果让收费单位自己去查，合理的保留、不合理的取消，他当时查出来的都是合理的。因为收费你可以有100条理由，而且理由都很冠冕堂皇，但是取消收费就一个理由，就是要减轻企业负担，就是要使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事业进行下去，就是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就是这一个理由。所以说你的各种理由都站不住脚，决定“切一刀”。
     这个“切一刀”怎么做呢？我们分析了一下，当时向企业乱收费，主要涉及的是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政府性基金、罚款、摊派，就这5件事，每一件事都要给它“切一刀”下去。
     行政事业性收费，凡是国务院或者国家计委、财政部，以及省人民政府下达的文件以外的一律取消，因为当时我们看到县政府都有收费文件，街道有收费文件。地市一律取消，没有道理好讲，这个是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呢，就是说财政部规定的以外的一律取消，包括省里定的基金一律取消，这个是基金。
    集资就是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务院规定的以外一律取消。
    罚款，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罚款以外的一律取消。不要你自己街道、乡镇也来定个怎么怎么罚款，统统取消。
    各种摊派一律取消。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向企业摊派。
    这样一刀切下去是一个很厉害的硬措施。你不做就不行，所以说这个“切一刀”工作做得好坏是关系到整个减负是否成功一个很关键的环节。
    刚开始“切一刀”的时候，有的地方做得很好，有的地方就是说等一等看，看看人家切了我们再切，不着急，等等看，以为这一拖就过去了。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说“切一刀”必须有时间界限。我们当时研究对于拖拖拉拉的怎么办？我们就讨论以国务院减负办的名义向各地发通知，春节以前必须把中央文件规定的必须取消的收费项目统统取消。有的省市提出来说我都取消了，我向大家宣布了，国家以外都取消，但是人家收费员可不干，他说这个文件你说取消就取消，上面没通知我取消，我必须按照这个执行，照样向企业收费。所以说我们当时规定，必须宣布取消，一件一件的向社会公布。春节以前必须取消，春节以后如果不取消，实行上一级取消下一级。就是你这个县里头文件你不取消，地市就宣布取消你，地市不取消的，省里宣布取消你。当时《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都大版大版的刊登宣布取消项目。宣布取消完了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再收了，再收你就违规了、违法了。过去我们减负治理乱摊派、乱收费的一个教训就是没有把这些文件取消掉，这些文件取消掉，企业很高兴。企业说，向企业收费时都冠冕堂皇地说我这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于民是真的，是不是用之于民谁知道？当时我们调查研究的时候都到什么程度呢？有企业反映说有一次开会，一个领导抽完香烟了，在香烟盒上面写帮帮忙弄10万块钱给谁，摊派支持，我就得交。没有开会研究，就是领导一句话，你说领导一句话你不交那你以后就是把把输。
    第二项工作是全面清理，审批权上收。全面清理就是各地向企业的所有收费项目，不管是什么性质，什么形式，都要列出清单，一个不漏，不留死角，全面清理。审批权上收，就是规定今后原则上不再增加向企业收费项目。要增加企业收费项目，凡属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由国务院、国家计委、财政部、省人民政府下发文件，而且省人民政府的文件要经过国家计委、财政部同意后才能执行。罚款只能是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政府性基金由财政部下达，财政部以外的没有权力发这个文件。集资只能由国务院文件下达。摊派一律严禁。审批权一上收就阻止了以后新增加的可能，阻止了反复可能，也解决了随意向企业下发收费文件的混乱局面。因为越权随意违规增加向企业收费的时候，一旦发现是要处理的。国务院减负办是这样几个部门组成的，由国家经贸委牵头，国家经贸委出主任，然后国家计委、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审计署这六个部门。后来又增加了公安部、交通部和农业部，九个部门组成，我们所有的工作大家在会上讨论，九个部门一致同意就开展工作，这样的话效果就比较好。减负办的成员，1998年国家经贸委正式发文，我当主任，各个部门都派了一个局长、一个处长，大家合作得很好，工作得很愉快。
    第三项工作是整章建制，就是要建立起管理制度来。建立制度，一个是“九个严禁”，一个是收支两条线管理。
    “九个严禁”，即严禁擅自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基金项目；严禁擅自提高收取标准，扩大收取范围；严禁向企业摊派、索要赞助和无偿占用企业的人财物；严禁向企业强买强卖，强制企业接受指定服务，从中牟利；严禁在公务活动中通过中介组织对企业进行收费；严禁将应由企业自愿接受的咨询、信息、检测、商业保险等服务变为强制性服务，强行收费；严禁强制企业参加不必要的会议、培训、学术研讨、技术考核、检查评比和学会、协会、研究会等；严禁强行向企业拉广告，强制企业订购书报刊物、音像制品等；严禁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到企业报销各种费用。这“九个严禁”就把向企业乱收费的所有路子都堵死了。
    收支两条线，就是向企业收取的各种费用，要全部上缴财政，比如说你罚款，罚款你全部上交，不能够自己留成下来，你要用的话向财政申请。这样乱罚款，乱收费的积极性就受到阻止了。
第四项工作就是加强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力度。就是说对于乱收费的案件要坚决查处，绝不姑息。不仅是我们减负办查处，我们九个部门和国务院其它各部门、各省人民政府、各地市、各县市都要严肃查处。因为这是一项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工作。国务院减负办抓住一些重点案件来进行调查，来推动工作。印象最深的是，中央电视台当时很配合，我们出差的时候都得跟着记者去。当时新闻联播、焦点访谈都有报道。比如说安徽蚌阜水上交通乱收费、甘肃武威公路收费站、中国保健品协会评比排序乱收费等，我们调查处理的结果企业很满意，社会各方也很满意，认为我们是动真的。安徽蚌阜水上交通，群众反映，水上公安局一些同志到船上乱罚款，说他们在岸上吃饭，吃完饭以后没有钱，就到我们船上罚款，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就乱罚款，船民意见很大。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就派人调查，我也去了，严肃调查处理这件事，把那些临时工、临时队员全部辞退了，对一些有责任的领导也进行了处分。我们开调查会的时候就学习中央14号文件，把中共中央的文件念给大家听，然后由省市自己解决。中国保健品协会评比十大保健品，这个乱评比很厉害，谁排在前面谁的销路就好，这是很大的广告，他们看谁交的钱多谁就第一名，交钱少就评不上，企业意见很大。我们收到举报后，告诉这个协会，要认真整改，停止乱评比。结果他们我行我素，没有停止，最后民政部就把这个协会注销了，什么会长、副会长统统走人。这件事在全国通报，企业一看你动真了，企业有了信心。甘肃武威有个收费站，按规定来说它不能再收费了，两个收费站距离很近，司机意见很大，把高速路堵了一天。我们到现场调查，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决定撤销这个收费站。所以说，减负办的工作就是要依靠各省、各地市党委、政府的重视，依靠企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够开展下去。
    第五项工作就是要加强宣传，宣传主要是给群众信心。我们宣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减负办系统内部，我们用简报的形式介绍典型经验，哪一个省搞得比较好，用的什么方法，有的时候我们也介绍各地取消项目的进展情况，让大家各省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第二个就是向社会上，社会上当时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都集中的宣传，《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治乱减负所取得成效，给了这项工作很大的鼓舞 形成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我们规定各省区市每年都得有一次工作报告，我们也按照中央文件要求，每年向国务院做出报告。经过各地区、各部门共同努力，企业减负工作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我这有几个数字，据2005年统计，为什么2005年呢？2005年我离开减负办到中小企业司工作。1997年中央文件下达以后，全国共取消30000多项向企业的不合理收费项目，企业年缴费减少3000多亿，就是每年减少，不是说一次性减少，每年减少3000多亿，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10%左右，得到领导的肯定，企业和社会的认可，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更重要的是，刹住了当时愈演愈烈的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不正之风。
    从企业实际来看，2000年国有企业、控股企业实现利润2300亿元，比1997年增长1.85倍，当然这个成就的取得是整个改革开放、整个加强管理的结果，不是减负的一个结果。但是减负在这里头是出了力的，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它是在困难的情况下给企业一个信心，切切实实为企业减轻了负担，改善了企业外部环境。我刚才说的那个困难的时候，行业亏损的时候，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全年实现利润比1997年下降了    34.9%，当时企业很困难。我觉得，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企业这么关心、下这么大决心、采取这么多硬措施，没有全国上下这么同心协力，真抓实干，坚决刹住向企业乱伸手，实实在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当时如果没这么搞下去的话，情况怎么样还真是不好说。

    199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治乱减负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从现在情况来看，确实好多腐败分子就利用向企业乱收费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向企业乱收费治理还有一个从思想上解决“我为你企业办事你就得给我钱”那样的一个坏思想。政府为企业服务是应该的，这是你的责任，你怎么为企业做点事你就得收钱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看企业减负是越搞越好。我总结一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企业减负，跟我们当时企业减负的比较就在于我们当时还只是治标，到十八大以后就治本。优化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放管服”改革，给企业减负创造了良好环境。十八大以后企业减负力度空前，实行负面清单制度。2013年以来中央统一取消、停征、减免涉及到企业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达到496项，地方取消600项，收费项目呈逐渐减少之势，行政事业性收费总体放缓，由2012年16.9%降到2016年-1.1%，占公共预算收入比重由8.9%，逐年降到6.8%。近三年来，开展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和收费负担工作，累计减轻企业负担约6500亿元。
     上个月，也就是今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委托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调查企业负担、企业降费情况，叫我带一个调查组出去。后来我们就采取问卷调查，采取开座谈会的方式。调查中，企业反映现在乱收费已经很少见，基本上没有了，这是对企业减负工作的最大肯定，所以我在这里向我们工信部负责减负工作的同志致敬。
    企业也反映说，我在这里也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国家规定的那些企业收费项目是合法，但不合理，该取消的也要取消。比如教育费附加，这本来应该全社会负担，怎么通过企业收费来解决呢？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水利建设基金、检测检验、绿化等等环境保护，这应该是纳入税收，特别是像教育费附加，应该纳入税收体系，不是说这些工作不重要，这些工作很重要，要保证他们的资金，但是资金的来源应该纳入公共财政支出，用税收的形式解决，不能够用企业收费的形式来解决。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意见在调查报告中写进去，向国务院办公厅报告企业的诉求。
企业司岁月
    <然后，王远枝司长讲起了他在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工作期间的事情。>
    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我在感情上跟它很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国家经委企业局的时候，也主要搞中小企业这一块，在减负办的时候我们对中小企业专门发了一个减负文件，开展专项治理，把当时合法的乡镇企业管理费也给取消了。到了中小企业司感情就更深了，能够直接为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服务。退休后我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又干了10年，都是跟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打交道。
    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也是检验改革开放是不是进一步深入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由于文革极“左”路线连续不断地开展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地下黑工厂”、“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我国民营经济几乎绝迹，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的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开始兴办个体私营经济。从大包干责任制催生农村个体户、乡镇企业，到为解决洗澡难、买早点难、回城知青就业难等问题，催生城市个体户、民营企业，当代中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驶入了快车道，并真正融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有些“理论家”说，民营经济是私有制，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这纯粹是不负责任的说法。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时他们一家民营企业也没有，全部都是国有企业。而我们把民营经济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力量，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小企业、民营经济量大面广，工作也是千头万绪，我们要抓重点，抓重要工作。我回忆了一下，我们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工作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对中小企业的各项政策措施。在政策层面我们参与了制定《中小企业促进法》、两个“非公36条”，推动中小企业成长工程纳入国家五年规划。中小企业成长工程，通过五年或者十年时间要达到什么目标，纳入到国家五年规划里头。为纳入国家五年规划（以往的五年规划没有中小企业的内容），我逐个找发改委几位主要领导汇报中小企业的困难和诉求，也找相关的司局领导沟通，取得他们的支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国家发改委领导十分重视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最后，中小企业成长工程纳入了十一五规划。我们监测中小企业运行情况，及时发现中小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我们政策性的措施建议，包括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我们都提出来。参与《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为中小企业成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奠定法律基础。
    第二，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主要就是融资难、融资贵，以及企业税费负担重等问题。中央财政安排各种形式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以及银行贷款“两个不低于”，多层次的融资担保体系，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创业板等等。
    第三，重点抓创业创新。建立创业基地，比如各种孵化基地，完善行业的政策，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还通过完善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优惠政策，构建中小企业公共技术平台，促进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合作配套，产学研用结合来推动中小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建设，形成中小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中小企业管理水平。
    第四，开展中小企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主要有两个平台，一个是APCE中小企业部长会议，第二个就是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每年在广州举行。
    第五，建立健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提高中小企业信息化水平。建立了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服务体系建设主要是政策解读、市场信息、投融资、教育培训、市场开拓、技术创新、产品开发、检测检验、法律以及知识产权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小企业、民营经济进入了发展最好、发展最快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情况很好。呈现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实力显著增强。据有关统计，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占全国企业的99%以上，对GDP的贡献占50%以上，税收占60%以上，新技术、新产品发明专利占70%以上，就业占85%以上，已经成为我国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科技创新和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力量，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力量和重要基础，这是一个实力壮大。
    第二个特点是创业创新能力持续提高。在制造业、互联网、集成电路、智能硬件、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行业涌现出一大批“专精特新”发展的中小企业，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创新基础更加坚实。  
    第三个特点是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新增的小微企业数量和从业人员迅速增加。其中信息软件、文化体育、教育产业新登记注册的企业迅猛发展。  
    第四个特点是信息化应用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国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网络基本形成，汇集了60多万家软件开发商和信息化服务商，开展宣传培训和应用推广的活动。
    第五个特点是中小企业发展外部环境进一步改善，服务体系进一步建成，国际交流合作广泛开展。
    以上讲的是十八大以后中小企业发展的新特点。这里，我特别要强调讲一讲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在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所采取的政策和所做的工作的突破性创新，这些重大突破和创新将永远载入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史册。
     第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十八大以后，我们国家主要领导，我们总书记，我们总理讲中小企业次数很多，而且讲的都非常到位，非常重要。工信部党组把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工作摆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去，中小企业局精兵强将，工作搞的越来越好。
     习主席在民营经济座谈会上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我要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 心谋发展！”习主席重要讲话振聋发聩，讲得多么好呀！
    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重视可以概括为“两个毫不动摇”、“两个都是”和“两个不可侵犯”，三个“两个”。“两个毫不动摇”就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经济发展，这是“两个毫不动摇”。“两个都是”是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两个不可侵犯”，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样就形成一个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和国有企业之间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当时央视有采访，电话联线，白岩松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以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有什么反映。我就说了，民营企业家朋友们都非常高兴，他们说，他们吃了定心丸，就觉得我们国家就是让大家大胆的去干，吃了一个定心丸。所以现在出现的民营经济离场论，要回到计划经济，那简直是胡说八道，是跟中央唱对台戏的。他提民营企业离场论，说民营企业的历史任务就是配合公有制发展，把发展民营经济看成是一种权宜之计。民营企业的历史任务不单是配合公有制经济，而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国家有关部门、各地政府出台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政策也就很多，工作更加重视。例如《中小企业促进法》的修改，把原来《中小企业促进法》规定的一些法律规定更加细化了，更加准确了，力度更大了。我注意看到修订后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它的特点就是对中小企业支持更加有效。有四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的规定写到促进法，上升为法律规定，税收优惠是法定的国家意志的体现。修订后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将原来法律7章扩展为10章，由45条增加为61条，致力于解决中小企业负担重、融资难和人才缺乏等问题，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十八大以来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不断地加码，从6万元、10万元、20万元、30万元到50万元，先后5次扩围。表明了中央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重视。
    第二，商事制度改革，“先照后证”、“多证合一”、“简易注销”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断改善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动能。据统计，今年1至9月市场主体继续较快增长，新设中小企业501.2万户，平均每天新设1.84万户。截至9月底，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我国新创立的中小企业已经占企业总数72.2%。
    第三，国家大力支持和倡导发展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给中小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新的发展。广大中小企业在实施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推动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形式新业态的发展。如今是互联网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小企业深入开展互联网+的行动，已经渗透到制造业、物流、医疗、交通、金融、商业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共享经济、新零售、区块链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不断发展。据统计，2017年共享经济比上年增长103%。这些领域是中小企业充满活力的空间。在创业创新中，推动发展新型众创空间，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创业载体。同时，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创造出新的产品需求，新的生产方式，柔性化生产和个性化、智能化生产。
    从2012年到2018年，节能环保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都成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投资的重点领域，民营企业进入的数量大幅度增长。同时，在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和文化、卫生、旅游等生活性服务领域，中小企业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现在还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问题。一是融资难融资贵，有的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惜贷不敢贷甚至直接抽贷断贷，造成企业流动性困难甚至停产半停产。第二个是成本高，融资、用工、用电、用地、原材料、燃料等成本不断攀升。中小企业自身也有转型升级、提高素质这样的过程。今后的工作还是很重的，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
关于今后工作有这么几条，作为退下来老同志一种想法。
    第一，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发展新理念，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创建优质品牌，推动产学研用结合，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就是不要再靠过去那样的要素投入，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中小企业真正的从产业链的低端向产业链的中高端发展。  
    第三，坚持“专精特新”的特点。要主动地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不要在原来的传统上面停留。特别是要抓住发展机遇，在“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中，寻找发展机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军民融合产业等产业发展战略中，找准自身定位，积极地把握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建设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就是要开拓新领域，积极地发展。 
    第四，坚持推动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整体推进，形成合力，协同创新，协同共享。特别要注意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产业集群中的应用，建设智慧集群，创新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提高产业集群的综合竞争能力。
    第五，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创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大财税支持、融资保障的力度，服务企业对外合作交流。把这些工作抓住，促进中小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2006年，王远枝同志（时任中小企业司司长）在武汉市中小企业座谈会上讲话  
   提问环节
    <提问1：您在中小企业司那个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印象都很深刻。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写入十一五规划。因为当时中小企业工作还停留在就事论事，这个解决不了问题，要解决问题就是要把整体的工程纳入到国家十一五规划。我自己还有个想法是什么呢？当时规定凡是要国家支持的都要进规划。规划上有的项目，国家才能给你贷款，给你拨款。写进规划，表明国家的重视，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所以说我当时拼命的要求把中小企业成长工程纳入规划。十一五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一共有七条措施，每一条措施都列进去，还挺不容易的。当时国家发改委开会，要求大家各个司局都讲十一五怎么做。我发言说把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写进去。有些司局领导，他们觉得这好像是小事，他们那里才是大事。我在会上发言，把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简要作了汇报，然后我说了一句客气的话，就说我们中小企业是弱势群体，你们给点阳光我们就灿烂了，就是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别的司局就善意讽刺，你还弱势群体，我们一出大门，哪一家不是中小企业。为了这项工作我们司里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梳理问题，用数据说话。我们逐个找委领导汇报，找兄弟司局沟通，最后成功将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写入了国家十一五规划。 
    在给企业资金支持方面，我们特别注意党风廉政建设。警钟长鸣，并制定了严格管理制度，决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出事。制度的原则是“科学民主、集体讨论”，做到“谁都可以发表意见，谁也不能说了算”。司里通知地方申报的文件，明确规定申请企业的条件。地方中小企业局、企业报上来的申请资金的有关企业的文件、材料，一律由政策规划处接收，其他各处都不能接收。地方或企业来访，由政策规划处统一接谈，接谈时只听取意见，作记录，不作任何表态。初审时，由综合处随机将材料分发其它各处，各处内部集体讨论，提出初审意见。政策规划处无权初审。初审提出意见以后交到规划处，然后开司办公会议集体讨论，所有司长、处长都参加，一项一项的过，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办公会议定下来的方案，谁也无权变动。个别需要调整的，再开办公会议讨论。最后，上报方案领导批准。这就形成这样的格局，如果有想走后门拉关系的话，都不知道该找谁好，因为初审有很大的随机性、偶然性。这样的话就堵住了腐败的可能，这是我们做得比较好的，所以中小企业司没有出什么事。这一点做得很好。
这两件事，一个是国家五年规划，一个是党风廉政建设，这个是当时司里比较重视，也是我动脑筋动的比较多的地方。
    如果说工作上有什么体会、经验，一个就是要认真学习，结合本职业务工作，紧跟着中央的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并坚决贯彻执行。第二个是要认真调查研究，掌握实情。  
    <提问2：您在工作中面临的一次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是怎么克服的？>
最大的困难就是企业减负“切一刀”，应该说是最大的。当时好多地方都在观望等待，这一刀切不下去。召开全国企业治乱减负工作会议，小组讨论，有些代表很泄气，说这事没法干，不想干了。还说企业减负这项工作是“小马拉大车”，意思是说我级别太低。我当时很着急，也很痛苦。在会议总结讲话时，我专们就“小马拉大车”讲了一大段话，以提高大家信心，增强大家克服困难的勇气。我跟大家说，是的，我的级别低。但是，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企业减负工作，专门发了文件，制定了严格的、不可动摇的政策规定，还赋予我们“工作指导、监督检查和组织协调”的职能。我念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治乱减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国家经贸委党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也都十分重视。起草文件时，王忠禹主任亲自逐句逐字推敲修改，最后由他批示上报中央。国务委员李贵鲜同志特意叮嘱我“治理三乱，减轻企业负担，情况复杂，政策性强，既要态度坚决，又要注意工作方法。要先易后难，不要搞得鸡飞狗跳。要把好事办好”。我在会上还对大家说， 刚开始起草文件时，就是不知道减负该怎么做，六个部门很难统一意见。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中纪委副书记徐青同志，在天津市企业减负的一个材料上批示，远枝同志请到天津去一趟。我带几个人到天津，天津一介绍他们的工作经验，一下子就整个思路清楚了。监察部部长李至伦知道我工作中遇到一些困难，对我说，遇到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话，直接找我，或者直接写信给我，不用通过有关司局。
    我最后说，减负这架大马车，不仅仅是我们小马在拉，而是许多大领导都在拉，都在关注着。只要我们振奋精神，同心协力，克服困难，是可以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所以你刚才问是怎么克服的，就是要依靠领导，依靠大家，坚持不懈，不折不饶。
还有一个大困难，那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我们想了各种办法，包括担保，担保现在看来也不是一个好办法，担保费率太高，企业承受不了。各种办法，比如说怎么样用直接融资的办法，多层次融资渠道，各种债权、股权，各种私募基金，融资租赁，怎么样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中小企业银行等等。
    我还有最大的遗憾就是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多年多次呼吁，包括上面领导也都知道，中小企业GDP贡献50%以上，但是贷款只占20%左右，房地产占GDP的5%，它资金占用也在20%，多么不合理！资金要流入实体经济，不能脱实向虚。对资金占用，资金资源中小企业享受的比较少。我们呼吁成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这个是国外通常做法，日本、美国、德国、英国都有，日本中央金库，美国专门一个中小企业局，这个中小企业局他们委托一个公司给中小企业进行贷款。有了政策性银行以后，中小企业一个是贷款的资金会多一点，资源多一点，贷款的成本也会低一点。所以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建立，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个重要的手段。我国现在有三个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这三个是政策性银行，分别解决重大投资、农业和进出口问题，为什么就不能建立一个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  
    <提问3：如果能回到过去，您最想回到哪一年？>
回到中小企业司。理由，一是中小企业非常重要。二是这项工作更具有挑战性。中小企业贡献大困难多，更具有挑战性。三是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不会被边缘化。四是司风好，大家都很敬业，团结友爱。我非常怀念在中小企业司的日子。但是我已古稀之年，怕是回不去了。我关注着中小司，我为你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就，为你们每一个人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
    <提问4：您憧憬一下，再过40年中小企业是一个什么发展的场景和水平？>
我想再过40年，将会是中小微企业的天下。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成为生产组织的主流。当今时代，面对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大企业规模化量产模式将显得力不从心，逐步式微。互联网、开源软件、开源硬件及3D打印的应用，使得众多“创客”脱颖而出，充满活力，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只有运营总部而没有生产车间的网络企业或虚拟企业大量出现，生产小型化、专业化成为生产组织的新模式。这种小而专的模式能够促进新科技和新需求更快地对接，有利于企业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抢抓机遇。“互联网+”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新产业。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智慧物流、数字医疗、远程教育等新兴产业迅猛发展。随着互联网在各行各业的不断深化，众包、众创、众筹、威客、个性化定制、线上线下等新业态、新模式将层出不穷。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相互融合成为创新的主流模式。中小微企业政策和服务体系将高度完善。中小企业将出现更多的世界驰名品牌，将涌现一支高水平的经营管理人才队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和一批优秀的企业家队伍。

<不知不觉间，两个小时过去了，王远枝司长一直很亲切随和地配合采访志愿者的工作，眼中充满了对工信事业的热情。>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