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6-05-05 李进 11526

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都有那些？

中国5大盛世王朝

中国历史上的五大盛世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长河中，先后出现过几个最好的历史时期，史称“盛世”，例如西汉“文景之治”发展到汉武帝而极盛，唐代“贞观之治”而至开元盛世，明代“永宣之治”称盛与清代“康雍乾盛世”，还有鲜为人知的“战国盛世”。其中，人们多以“盛世”命名的为“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五大盛世，皆承前代大乱之后，在新兴王朝上升时期推进至极盛。西汉在秦朝废墟上重建一代封建王朝，历170多年“休养生息”后才达到全盛。唐代开元盛世，是在隋末大乱之后，重新走向大治而出现的。其间，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道路。明，削平群雄，驱逐元朝统治者出长城，一统天下，经半个世纪的励精图治，终於开创了一代繁盛的局面即“永宣之治”。自神宗万历中期，乱象环生，经熹宗至崇祯，终酿成大乱，至清军入关前，已持续乱了约半个世纪。清入主中原，剿灭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扫荡南明势力，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清朝就是在明末大乱的基础上再建一代王朝。又经过近70年，终由大乱转为大治。战国时期有些特殊，咋看起来，七国并立呈混乱状态，实际上是经过春秋“礼崩乐坏”、长期兼并而形成的政治新格局，各国保持了长期的相对稳定，最后由秦实现统一，始达大治顶峰。各个盛世都具有共同特徵：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久安，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视为“乱世”，然而也表明，旧制度行将崩溃，新制度正在产生。进入战国时期，相继有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实行变法，至中后期，秦国、韩国、齐国、赵国、燕国也都因变法而强大起来，尤其商鞅在秦国变法更为彻底，结果秦国比其他六国更强大。尽管各国变法程度不同，但最终都完成或基本完成社会制度变革，奴隶制被封建制取代。远在西周时实行诸侯分封，经过春秋时的相互兼并，到战国时只剩下七国。这与此后的国家分裂有本质区别。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还不能算作真正的统一，只是尊夏、商、周天子为中心的宗族联盟，因而不能以“分裂”给战国定性。由春秋“万国”变为战国时的“七国”，是一次重大的进步；由七国最终变为秦国一国，秦始皇建大一统中央集权，乃春秋战国历史继续发展的结果。秦兼并六国，废分封，行郡县制，统由中央即皇帝一人专制，首次将春秋以来倡导的“大一统”理论变为现实。自此以后，统一与分裂，不能不成为判断社会发展遵循的原则之一。当然不能说凡统一就绝对正确，凡分裂皆属罪过。当一代王朝末期已经腐败透顶，生产力的发展被严重阻碍甚至严重倒退，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候如农民起义“分裂”了它的统一，就成为必要，应当肯定，或者说“是一件好事”，毛泽东主席对中国农民起义之积极作用的肯定正说明了这一点。但分裂之后迟早要重归统一，正所谓“分久必合”。此乃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之所以肯定“大一统”，是因为它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利於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於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样，对“大一统”的实现程度，就成为认定盛世的重要条件。西汉文帝（前179——前157年）、景帝（前156——前 141年）至武帝（前140——前87年），是开疆拓土的时期。向北，击败匈奴，战争持续半个世纪，将匈奴驱逐至漠北以远。原先由匈奴占据的漠南地区，以及河西走廊皆收入汉之版图；向西即玉门关以西、新疆南部，汉时称西域，被臣服而成为汉的疆土；向东，击败卫氏朝鲜，将其统治的部分辽东地区归入汉朝管辖；向南、西南、东南开拓，即今之广东、云南、浙江、福建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成为汉的一部分。主要是在武帝时期，建立了远胜秦朝的“大一统”。唐至盛所建“大一统”，是继汉之后又一次扩大，历史多“汉唐”并称。唐，在西北击败突厥，设安西都护府；在东北，彻底击败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远在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以辖东北地区。开元极盛，疆域之广远超西汉。汉唐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是中国疆域扩大的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明永乐、宣德之时，从北与西北两个方向出击元朝后裔，控制了大漠南北；西南与南部即今云贵川等地行土司制，归中央管辖。在东北即今开原以北远至外兴安岭以北，东至苦兀（即库页岛），广设卫所，在黑龙江特林置奴儿干都司，以辖各卫所。周边的国家，如安南、暹罗、朝鲜等都是明的属国。永宣之后，长城以北和西北又为蒙古控制，与明时战时和，几与明相始终，明的疆域又有所缩小。论疆域之广大，统一之扩大，居汉唐之上者，除元朝外，唯有清康雍乾盛世可比。雍正帝声称：“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此言尚早，实际上，至乾隆二十四年才最终平定西部准噶尔，青海、新疆南北、西藏地区才完全置於中央统辖之下。西部疆域达巴尔喀什湖以东，北部为漠南漠北，行盟旗制；西南已改土归流，行千余年的土司制被废除。在东北达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东至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包括库页岛在内）；东南至台湾岛以东；最南至南沙群岛，皆隶版图之内。置行省，命官驻军，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当时已有50多个民族共存於一个政权之下。清康乾发展了“大一统”，而且突破了历代“内诸夏外夷狄”的传统观念，自康熙起放弃修长城，这就破除了2000年来的隔阂，使得“中外一家”成为现实，这直接为现代中国版图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现在中国版图比清康乾盛世时小了四分之一，比那时有较大倒退）。每代盛世，都在“大一统”的条件下，实现了长治久安，生产稳步发展，粮食足用，国库充实。汉武帝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又安，府库充实。” 唐开元、天宝年间，每家都有数年的粮食储备，“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明永、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清康熙时，国家储备更充足，自康熙五十年起，三年内分省区普免全国钱粮一周，至於地区性蠲免钱粮每年都有。总计康熙朝蠲免钱粮达白银1.4亿两。乾隆时，国家鼎盛，储备雄厚，先后四次普免全国钱粮，累计达白银1.2亿两；又三次普免全国漕粮1000万石左右。国库存银最高近8000万两，常年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即使打仗，军用浩繁，国库存银少则二三千万两，多则六千万两。经济领域各部门，如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等，各代盛世都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繁荣。商业城市大量涌现，突出反映了经济繁荣。汉武帝时，有长安、洛阳、宛、成都、临淄等大商业城市；唐开元年间，都城长安已是国际性大都市，扬州、广州是外贸、内贸繁荣的商业大都市；明永宣之际，除了北京、南京，主要是江南地区城镇伴随商业发达而兴起，原已发达的苏州、扬州、广州、佛山等更加繁荣；沿运河两岸兴起一批城镇。清康乾之际，其城镇之多，远超过明代。即使边疆地区城镇，北有恰克图，南有广州、佛山；西有巴裏坤至伊犁，以及南疆的喀什诸城，东有盛京（沈阳）、吉林、齐齐哈尔、瑷珲等大小城镇，都在开发过程中兴起。除战国时受历史局限，不能开通对外关系，汉、唐、明的盛世，都是中国向外开放的最好历史时期。汉通西域而与中亚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丝绸之路就是那时开通的。盛唐的经济、文化向外开放，向西亚，远至阿拉伯诸国；南亚诸国，以及近邻日本、朝鲜等国都与唐关系甚密，都城长安成为亚洲政治、贸易中心。明永乐时派遣庞大船队，由郑和率领，首航南海，远至非洲海岸，前后七次远航。在对外开放方面，康乾盛世远不如汉唐明三代，清朝几度实行海禁，后虽开放四个口岸，都很严格；乾隆时，又将四个口岸减为只剩广州一个；严格限制西方商人活动，不准与中国人接触，禁止设教堂传教。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提出通商等要求都被清高宗严拒。18世纪，正当西方殖民主义四处扩张、并转向东方时，清朝仍严厉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五大盛世，在文化与学术方面，各独树一帜，都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峰。战国时的学术与文化，真正展现了盛世景象。自春秋以来，各种学派纷纷出现，逐渐形成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争鸣的景象。胸怀专门知识的 “士”，自由探讨对自然界、对人世间及人的思维方式的新认识，自由表达学术见解，提出一系列治国谋略和济世方案。他们或招收学生传授学说，或到各国传播思想，或整理典籍，潜心著述。各国国君广招天下贤士，形成“养士”风气。齐宣王招学者千余人，聚都城稷门外，自由讲学，形成“稷下学派”。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等贵族皆以“养士”而闻名。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都很开放、繁荣。春秋至战国的文化与学术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泉，对后世影响很大，并一直延续至今。汉武帝时，对文化的建树，在於实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自此，儒家学说为历代奉行，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影响中国二千多年。武帝尊儒，是经过西汉初年行黄老思想，再屡经辩驳、论证而实行的，其中包含了对数百年思想论战的全面总结，开创了儒家思想统治的时代。另一个开创，当属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史学，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新体例，并成为积历代26史之第一部。西汉在文学上的独创，是继屈原“骚体”（《楚辞》）之后，创作了赋体文学——“汉赋”。其次是乐府诗词，为五言诗，亦属首创的新体诗。这些都已成为后世文学创作赖以汲取营养的源泉。盛唐文化，堪与春秋战国文化相提并论。唐诗，乃中国一绝，李白、杜甫、白居易，至今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诗人。现存全唐诗5万首左右，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散文，也是此时发展起来的新文体。传奇文学独具特色，绘画、雕塑等各有独创。还有音乐、舞蹈，流传至今，余音萦绕，舞姿不绝。盛唐文化璀璨绚丽，影响深远。明永宣文化虽远不如盛唐，亦并非无所建树。《永乐大典》，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空前规模的系统整理。这部巨制类书，集中了各层次学者2100多名，历时3年而成。明成祖还组织学者编篡《明太祖实录》、《历代名臣奏议》、《五经四书大全》、《天下郡县志》、《列女传》等史地、论理纲常、阐扬儒家思想的书约30多种。康乾时期的文化，发端于顺治时修《明史》，康熙时，著手整理前代典籍，篡修历史与阐扬理学之书，已初具规模，以《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为代表，所修不下数十种。经雍正至乾隆前期，掀起整理古籍的热潮。高宗以国家进入“全盛”而转向“文治”，大兴“礼乐”，其目的正如他借用宋代大儒张载的话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高宗以此为宗旨，组织各方面专业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规模空前的编篡与整理历代文献典籍的活动。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后，主持并参与整理典籍、亲撰部分书，不下百余种。但最大成就当属编篡《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成立专门机构，向全国徵集图书，进行筛选、鉴别、校勘、编篡，历10年之功，於乾隆四十六年编成。参加人员共4200多人，包括一批优秀学者、鸿儒。国家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巨，创历史记录。这部巨型丛书，收书3500多种，7.9万卷。另编《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和存目之书，共计1 万多种；选精品书，编成《四库全书荟要》，收入464种。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才全部刊出。这场大规模学术文化活动，持续了20年。《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问世，对清代及清以前历代典籍做了全面的整理与总结，对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然而，为编篡这部书，也销毁了不少为清所禁之书，因文字触及禁忌而大兴“文字狱”，是盛世下的黑暗。编篡《四库全书》，直接促进了“乾嘉学派”的形成，以考据著称，创立的治学方法和已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涌现的众多考据大师，皆可一提。康乾时期文学艺术异彩纷呈，《红楼梦》，这部划时代的巨著亦於此时诞生。涌现了《长生殿》、《桃花扇》等戏剧代表作。诗歌被当代文学家誉为唐宋之后“又一奇峰突起”。高宗一生写诗4万首，写诗之多，为古今第一人，虽艺术成就不算高，却也不乏佳作。清朝词作以满族纳兰性德为代表，自成一派词风。散文、绘画、书法，亦有所建树。历史表明，每一代盛世出现前，必有伟人，为盛世领航。他们都具有非凡才能，博大胸怀，勇於进取的气魄，坚韧不拔的精神；超凡脱俗，与众不同。战国时期，那些改革家、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都属於站在时代潮头的人。西汉文、景两帝为政，史家誉为“文景之治”。武帝利用先辈的丰富遗产，将西汉推向极盛。唐太宗雄才大略，开创一代“贞观之治”。武则天承前启后，以超群的勇气和胆识，为“开元盛世”铺平了道路。明太祖、成祖父子勇於创业，为永宣盛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圣祖为清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在位61年，虽曰“守成”，实同“开创”，开疆拓土。世宗继续推进，高宗乘父祖之余烈，再把盛世推至顶峰，康雍乾盛世是三代人连续奋斗的成果。一代盛世的出现，往往需要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如果难以为继，即将出现的盛世就要被扼杀於摇篮中。例如，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长达280年的分裂局面，励精图治，勤俭治国，国库充盈。岂料后继者杨广（隋炀帝），昏庸无道，穷奢极欲，只十多年，不仅将可能出现的另一个盛世摧残殆尽，而且连前人的基业也一同葬送掉。明万历初，张居正勇於改革，国势大振。岂料张居正一死，神宗反其道而行之，形势急转直下，将明朝引向衰亡。史家论明亡，实亡于神宗。五个盛世达到的程度各有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后来者居上。比如，古代中国疆域有时扩大，有时缩小，但总的趋势是扩大。秦的疆域要大於殷商和周，汉的疆域比秦时扩大，盛唐疆域又进一步扩大。若以清康乾盛世时的版图为标准中国概念，历史上的中华国家曾被分裂成四块：大陆、台湾、蒙古、及俄占北方领土。实现国家统一，是将来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复兴后不得不面对的又一新课题。解决这一课题虽然还很遥远，但“分久必合”却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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