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时代和我们

汤 明

（作者简介：工学博士，中国电建路桥集团董事长，国家发改委专家，同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贵州思南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多彩的世界，善良与邪恶并存，正式规则与潜规则共生；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美好的地球村，时空距离如此邻近，可人们的心理距离却如此遥远，过去发小是朋友，现在发白不相识。我们处在人类文明的高峰，却时常被无知与荒诞缠绕，文革已经过去40年了，可我们还时时感到它没有死，它的病毒还在我们的周围。

工业革命近三百年来，所有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发明创造都是人体器官的延伸。汽车、火车、飞机的发明是人腿的延伸，扩大了人的行走范围，圆了人去远方的梦；计算机的发明是人脑的延伸，扩大了人的记忆存储空间，圆了人的超级记忆和计算的梦；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使我们能够克服人类一些生物上、基因上的毛病，圆了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完人的梦；机器的发明是人手的延伸，扩大了人的触及范围和体力极限，使人成为真正的超人；电信技术和电视的发明是眼睛和耳朵的延伸，使中国人想象中的“千里眼”、“顺风耳”成为现实。这些科技与技术发明使人类的欲望得到了无限制的满足和膨胀，而精神世界的营养却还停留在两千多年以前，至今无法超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子、孔子等先贤所创造的精神产品。我们处在一个物质、感官高度发达而精神贫乏的时代，器官快感无限，精神空虚苦闷异常。传统文化的资源已不能为现代社会提供足够的精神营养，与当今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相对应的精神产品却寥若星晨。这种局面无疑预示着当下中国社会在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社会格局、文化更新、行为及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正在孕育着巨大变化。正如李鸿章所说，中国正处在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中。

当今的中国，一代英才明君习近平先生正领导着中国走向伟大复兴。世界的政治告诉我们，民族的崛起和复兴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经济的崛起，第二是民族的自信，第三是在国际的局部冲突中成为赢家，世界才有可能重新排队。中国经济已经崛起，我们正处于建立民族自信的阶段，民族的自信就是物质的丰富和文化的自信，中国人民军队和国家综合实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大。可我们千万别忘了：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忘记历史的教训。正如杜牧的《阿房宫赋》中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一直在思考：人类如此的聪明，为何又如此的愚蠢？1949年以后，我们那么多高尚的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用大公无私的精神，为何干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如此荒唐的事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文化的名义进行了一场最反文化的运动，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干了最不道德的事，以善的愿望达到了恶的结果。1949年以后所有的运动，不仅从肉体上消灭了中国的士绅阶层。知识精英从肉体、灵魂上被扭曲，还通过对胃的控制（粮票）使他们变成了权利的奴才、社会的哑巴，这种现象在文革中达到顶峰。正如冯胜平先生所言，文革不仅摧毁了孔教——中国的过去，更使人们丧失了对中国未来的信念。玩世不恭和逃避之风流行全国，人们都变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理想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最现实主义的国家，从一种文革中的“政治互害模式”变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互害模式”。

有人曾问我，中国经济这四十年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说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中国所有的国有企业和央企按照政治经济的原则，垄断了源头的资源，听从党的召唤发展了经济。其中政府官员，书记相当于董事长，市长相当于总经理，而国有企业领导相当于车间主任，他们完美地协调、拼命地工作、不断地和临近的城市区域竞争，完成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第二，是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犹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遭遇狂风暴雨时点头哈腰，风暴之后又怡然自得。但这不同于圈地运动、日本明治维新、美国新教徒在新大陆上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经过文革，他们中的一部分靠着“无道德底线的掠夺式发展”，有些企业把有毒食品、粗制滥造的工业品，无良知地推向社会，这个社会最没有文化的人去办学校、办医院，对财富的饥渴让他们从来只想到赚钱，而不是做与人类社会良性发展的事业。所以他们还处于从生民到掠夺者到只会赚钱的商人阶段。

当今的中国，文化开始了春风吹又生的复苏，全社会的道德文化心理正慢慢地自发修复，完成了从草民到刁民（暴民）到公民的涅槃。我们中国社会要发展，就必须像医生一样认清病症，要知道我们社会和文化当中有许多病症，无知与自私是社会最可怕的两个病症。在政客的词典里，人民群众永远是伟大的，但在学者眼里，中国百姓是另一种形象，他们是一群自以为是的无知群体。林语堂讽刺中国人朝三暮四：“朝儒，野道，临终信佛”；陈寅恪说：“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梁漱溟说：“中国人是坚韧而残忍的民族。”严复更为苛刻：“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只对“两庭”负责，上对朝廷，下对家庭，从不想对社会负责。真理和谬误由官的大小来界定。

未来中国之路怎么走？时代呼喊着中国知识分子找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就像文艺复兴的先知们所说，回到希腊文化的原点去思考，我们必须回到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的源头上去，从传统中吸取营养——重回文化的源头。就像人生如遇大事要回到故乡一样，回到青春和梦想开始的地方。所以，今天我特别愿意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华文化的大餐。

一、中国精英的思想来源

古希腊帕特农神庙说，认识自己，万事皆有度；认识自己，才能知彼知己；认识自己，才能量力而行。看病必探其病因，修屋必勘其地基，研究一物必先究其源头，正所谓“菩萨畏因，凡人畏果”。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活跃在当今中国政坛、文化和经济领域的精英们，大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他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了解犹如凿壁偷光，信息来源十分有限，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亦有失偏颇。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犹如1949年后文化荒漠中，又如离析之水，只能从长辈们少之又少的言传口授中获得，正如人们所说，当今的文化大师还不如从前的穷酸秀才掌握的典籍多。前苏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曾指出，苏共失败源于垄断利益、垄断权力、垄断真理。中国精英们所学习的知识，正是来自于被垄断的“正统”的宣传式教育，身居其中就会被迫地、别无选择地学习、吸收，当“最高价值”失去价值后，人性中恶的一面必然全面膨胀。他们往往缺少他们父辈们自力奋斗崛起草莽之间所不可或缺的小心谨慎和充沛精力，缺少其父辈奋斗过程中的斡旋能力和忍耐精神，也缺少用全球营养来哺育自己的胸怀和机制。

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其所处时代的政治人物对其影响深远，他们的思想营养也只能来源于政治和周围的人。这一代人成长于文革时期，那时正是他们渴求知识而时空隧道中另类信仰没有知识的时候，他们唯一的精神资源就是无所不在的领袖思想和斗争精神。“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动、斗的宇宙人生观，强调运动、对立、冲突、斗争，以此作为宇宙规律，正如尼采所说：“人的一切创造力来源于人体内的能量。动是豪杰之士的人格之源，一切外在的束缚、阻碍、都将被运动的本性所摧毁。”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心中拥有的是政治任务情结，无拘无束，无法无天，无君无父，天地不敬，神鬼不惧，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干。作为极端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不畏天谴，也不怕灵魂下地狱。然而，经过政治运动，这一代人原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破碎了，人性呈现巨大反弹。改革开放后，国人惊奇地发现与西方世界的巨大差异，一个金钱至上的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从那种时代撑过来的精英和企业家们，除非经过严酷的市场经济洗礼，否则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将很难改变。他们犹如椭圆型鱼缸中的金鱼，看到的是一个变形的世界，哈哈镜中的世界。他们戴着手套触摸这个世界，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世界，他们用头脑中形成的固有观念不断给真实世界“加盐”，使世界变了味，判断、决策自然走了样。

我们发现人类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会随着生存资源的获得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中国社会这三十年正逐步验证了美国战略家布尔津斯基的“奶嘴理论”：给中国人一个“奶嘴”，让我们含着这个奶嘴沉迷，这样中国就自然沦为二流国家。这个奶嘴就是让大家去追逐明星，追逐流行音乐，追逐低三下四、对人性各类欲望无限放大的东西。当青年和精英最后一丝锐意进取的勃发姿态，被充满奶油、虚无、颓废、庸懦的娱乐八卦消磨殆尽的时刻。当中国人拿着手机打游戏，沉溺于韩剧、港剧、好莱坞大片时，他们含着“奶嘴”快乐至死、娱乐至死，或守着中国传统的“药罐子”（麻将、二人转等），不思考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事情。然而，不读经典，中国就真要变成一个“想做奴才而不得”的国家了！中国的百姓也许可以偶含着奶嘴，但精英们不行。孔子曰：“问责圣人。”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精英的觉醒。一个民族的行动必须是精英作为先知，引领一个民族。

二、人类经济非理性定律

人类经济非理性定律的前提：

1、经济学家认为：利益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现实世界：行动和决定的背后往往不是对发展的渴望，而是对统治的欲望，这种欲望常常通过对人的控制来达到，利益是否最大化往往是次要因素。

2、经济学家认为：理性是做出经济决策的基础；

现实世界：无知、自私、短视、贪婪往往参与决策。

3、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及机制本身是有效管理的保障，以为有看不见的手在管理；

现实世界：历史表明，只有按照自己所需，让市场成为帝王的工具来发挥调控作用，才能得到好结果。

4、经济学家认为：信息是决策的基础。

现实世界：不管是统计局还是其他机构发出的信息，都是真假难辨。李叔同——执象而求，咫尺千里。我们要增强甄别信息的能力，透过信息现象看到本质。信息就像穿上泳衣的女人，暴露出来的部分是很漂亮的，但是没有暴露的部分对人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心在操作。社会科学的作品，基本都是人人心中有，人人口上无。自然科学的作品，人人都想知道，而能够让人知道的，就是科学家。经济学家的观点与现实世界之间，还有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不能完全等同。

第一，自我中心定律。科学发现表明，人是由一系列的自私的细胞组成的一个整体，每个细胞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做出挣扎和斗争。人同样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高等动物，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就像一群溺水的人，总希望自己第一个被救，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为救其他人而出力。所以人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而趋善的一种高等动物。所以，在人自身的判断当中，自身的生存是第一位，维持生存的环境是第二位。古语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按照李叔同人生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物质的生活、第二层次是精神的生活、第三层次是灵魂的生活，第一层次的人基本都是为了生存，他们可以为了生存出卖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丢掉自己的灵魂和良知。人是具有动物性、社会性和灵性的动物。从动物性上说，人是绝对自私的。现代科学表明，细胞也是自私的。人要生存于世，首先表明动物性，人生存的全部意义就是生命体的永远延续，所以维持其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人永远想存在于生命的此岸。其含义就是说我自己的生命是第一位，维持我生命的环境是第二位。现实和生存是最严酷的课堂和老师，是成本大、时间花得最多的知识，这定律就能解释文革中朋友背叛、父母反目、夫妻揭发，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渡过临时的但威胁其生命的一道坎。犹如我们背了一袋子黄金，此时却需要一个馒头，我们也不得不用一块黄金去换一个馒头。就像一个企业一样，自身的发展是最重要的，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惜牺牲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所以我们要用法律法规约束这些方面。同样，我们的信仰可以抑制这些东西。一个企业如果一批仅仅是为物质在忙碌的人成为公司的中坚力量，那这个企业是十分可怕的。人永远只能被自己的欲望打败。人的难题不在于他想采取什么行动，而在于他想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人。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对正当性的追求，正当性就是说是要利他的，而不是纯粹利己的。超越生命的追求才是值得人尊重的，正如谭嗣同。陈寅恪——“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意为一定要不要被世俗的东西所绑架，我们才能够真正发现真理，看到真理。人一定要有超越性的追求，这个超越性的追求，按我们具体做企业来理解，就是要从靠企业谋生，改变为为事业而生。就是我们追求什么，企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组织，我们在精神上追求什么，在物质上怎么追求。我研究了很多的企业失败的案例，如果一个企业纯粹是为了赚钱而生存，这个企业是活不长久的。作为一个企业，他的本质是要追求产品，他要把产品做到极致，然后通过社会给他的回报，他才能够获得合理的利润；如果纯粹是为了赚钱，必然是一种短期行为，短期行为的企业是不可长久的。科斯定律讲做外部不经济的事一定要付出成本，我们今天的雾霾，就是因为当初做工厂，把利润留给了自己，把污染留给了社会。我们没有让这些工厂付出成本。如果这些工厂购置一些环保设备，不至于造成今天的局面。美国、欧洲同样有很多火力发电厂，很多工厂，但是他们排放的烟尘，基本都是水蒸气。一个企业不能因为自己的生存，把有害物质推给社会。

第二，一切规则的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人类迄今所有的制度都会找到它存在的合法性的一面，而所有制度的执行、解释、运用都依附于人的躯体之上，就像一张皮会依附于动物的身上一样。犹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之不存，制度与文明的载体就随之消失。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真理总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宗教与世上看着神圣的事物，本质上都是让人为之流血，使之取得权力及权力的影响力。正如《耶路撒冷三千年》中所描述，虽然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都是以宗教的名义将耶路撒冷作为圣城，但是最终谁能够拥有耶路撒冷，还是由暴力战争来决定。世界上比较大的战争，最终都是野蛮战胜文明。之后的轨迹是：文明又慢慢溶化了野蛮，使野蛮变成文明，然后文明又被高一级的野蛮战胜，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人类的历史。“文安天下，武定乾坤”。“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一个组织的成功必须是一批出思想的、出钱的、出力的人的完美结合，这是组织生命力的真正内涵。

第三，联盟共谋原则。与谁为伴，决定了你的层次；与谁为对手，决定了你的水平；与谁一起干事，决定了你的智慧。此即毛泽东所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我们革命的首要问题。《北京法源寺》—慈禧太后：到底是和百姓一起治天下，还是和大臣一起治天下？对企业而言，是与员工一起治天下，还是与高管一起治天下？显然要与高管一起治理天下。这解决的是我们的事业依靠谁的问题。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人从一出生，从血缘、地缘、学缘、业缘逐步向外扩展，寻找自己的同道之人，并不断地消灭对手和敌人。长寿的经济组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企业领导人必须愿意编制一个主义/愿景之类的神话，让全体员工去追逐。上上等企业如同宗教，员工如信众般追逐产品，都以为是在创造艺术品，改变世界，例如苹果；上等企业改变世界，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例如波音、通用；中等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财富；末等企业目标就是赚钱。

第四，人类的四大劣根性。愚昧有四个来源：1、墨守成规；2、对权威盲从；3、无知群众的判断力；4、人类自以为是的劣根性。《韩非子》——“争于力气，赛于权谋”。卑劣之于高贵，有天然的权谋优势。刘邦依靠市井无赖的品质，战胜了项羽；秦始皇是宫廷私生子，他没有底限，于是成就帝王之业；曹操打败袁绍，也是因为袁绍是贵族，有太多礼数，而曹操并不局限于此。

第五，赢者通吃。从国家起源上看，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对手斩尽杀绝。西方：“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庄园主和王公贵族），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 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

人是欲望动物，总是活在杀死别人和提防被别人杀死的悲惨境地中。于是人们签订契约，互相确保不伤害对方的生命。为保证每个人都不会违背契约，就需要一个强大且中立的权威，用暴力威胁所有背叛契约的人，这个权威，就是国家。（霍布斯《利维坦》）

人也是文化和地理的产物，人往往会在他的动物性和人性之中摇摆，“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赢者通吃，不给对手留余地，不追求多赢，一战后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报复性的复兴手段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对自身和周围都是毁灭性的。赌桌上赢家担心的并不是守规则的对手，而是可能会翻脸的抢柜台的输家。曾国藩——求阙斋，急流勇退，适可而止；李嘉诚——能赚十分的钱，只取六七分。他们懂得为对手留有余地，而人性本身往往是赢者通吃。

第六，人们往往在策划一个事情的时候是理想主义，行动的时候是实用主义，分配的时候是利己主义。人们在不同的阶段就会产生分化，一个领导人的心胸和气度就决定了组织的生命力。大人物总是追求在时间和空间上留下永恒，而世俗的人的追求就是有一块好的墓志铭。

以上六点，就是“不知人性者，无以驾驭金钱”的根本道理。索罗斯被誉为最懂人性的人，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索罗斯认为香港特区政府作为市场体制的政府，不会干预市场，没想到在中央政府强大的影响下，香港特区政府也开始干预市场，后来他说他只赌对了人性，但是没有赌对中国共产党钢铁般的意志。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人生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却能反复在同一条路上跌倒。今天的历史就是昨天的延续，我们应该从历史中、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什么营养来避免这些非理性决策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应牢记使命与责任，古为今用，从古人那里吸取营养，能够及时发现社会的问题，并为当今社会开出最好的“药方”。

我认为未来的中国将会是文化精英、经济精英、政治精英三足鼎立，支撑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政治改革，会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和三权分立，中国的民主与文化是让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一副中药，他必须是精英的民主。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人类可以由改变态度而改变生命。”我们在座的都是当今社会的文化精英，中国文化当中的人性假设、坐而论道、人为划分的等级、自以为是、选择性利用、断章取义的解释，这些都是对未来社会有害的。而中国的农民工对同胞的痛苦津津乐道，每个人都还像鲁迅先生笔下“等着吃人血馒头”的状态。我们必须唤醒中国精英的使命担当，要有伏生保护《尚书》、司马迁写《史记》、王国维为维护中国文化献出自己生命的精神，向他们学习直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做真理的奴仆，而不做权力的宠臣，更不出现“不会水的人在救溺水的人，而高手却在岸上冷眼观看”的情况。

三、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当今中国社会，物质层面张扬，精神层面式微，个个都想成为名利场上的英雄，极少想成为战胜自己的圣人。人人心里都想成为英雄，被自己的欲望捆绑着，如角斗士般在社会中苦斗，暗地里舔血、流泪、疗伤，准备第二天继续战斗。人们以自身的器官为“哥们”，名利财色中追逐满足。人们的头脑以为除了膨胀与自负之外再不需要其他的营养，心灵枯萎，道德沉沦，浩然正气极少，邪念、奸术一身。

这是一个转型的社会，这是一个我深爱的祖国，这是一个我发自心底热爱并愿归属于她的民族。这是一个亟需唤醒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良知与担当精神的时代；这是一个民族圣贤们“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的时代；这是一个必须摒弃指鹿为马、强奸人意、夸夸其谈的时代；这是一个必须摒弃知识界二道贩子为自己的私欲像行商式到处乱窜的时代；这是一个必须制裁经济互害中获利企业的时代，唤起农民对人对己双重操作方式的良知。这是一个必须摒弃唯我独尊、将过错和不满都推给他人和社会的时代，这是一个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必须追问正当性的时代。

一个时代精英的文化心灵、智慧和道德上的标高，通常可以测出一个民族文化的含金量。明末清初名士顾炎武曾言：“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我们社会上常常以君子和小人、取仁和取义来鉴别身份，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度，一切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来源十分庞杂，有多种渠道、多种营养，呈正邪黑白就近选择的趋势。转型时期，功利主义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选择，实用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人生存的心理基础，道德与义理离现实越来越远，在生活的舞台中已经很难发现踪迹。中国古人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在当今社会中却形成了人为的分工，“修身、齐家”被归为他人的任务，“治国，平天下”好像只有自己的事情。今天我们知识分子理当成为知识的载体、道德的楷模和社会良知的代言人，成为用知识和思想来呵护我们这个民族的时代精英，让我们这个民族免受愚昧的侵害。

人类生存竞争非白即黑、你死我活、胜者全胜的丛林法则，以及中国社会将为官即为道作为唯一选择的社会习性，应随着当今中国融入世界、与人类共生共荣的改变而有更多智慧的选择，人们的终极价值取向应逐步趋向多元。

如同天人合一的自然，宇宙万物从混沌达到平衡、完美。中国社会犹如浑浊的河水，泥沙逐步沉底，杂物被淘汰、冲走，河流慢慢清澈，人类犹如河中精灵，慢慢回归于本属于自己的领地中，快乐地与万物共存。自己不再是社会的另类，自己不再是自己的敌人，“我不再是一片游荡的孤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