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英杰

这些年来，各地陆续发生了一些走投无路的平民百姓与一些腰缠万贯的富翁和管理他们的上级官员“博命”的恶性案件，令人震惊不已。而尤为让人担忧的一点或许是，这样的事件似乎正呈现出有增无减的势头。至今犹记，十年之前，笔者所在的这座山东省沿海开放城市的开发区工商局就发生了这么一起类似的重大刑事案件。由于不满自己得到的“下岗”待遇，该局下属工商所的一名职工怀揣利刃，闯进该局机关寻机闹事，当即杀死两人、重伤一人。

“生命是宝贵的，钱财是身外之物。”相信这是尽人皆知的大道理。但是，许多人大概还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这“身外之物”的价值会逐渐等同、甚至超过生命本身的价值，于是，社会上自古至今才会出现为了钱财而“博命”的人或者集团。这是吴思先生在其名著《血酬定律》中所揭示出的一条历史性结论。

大概只有做如是观，才可能找出当前一些弱势群体不顾国家所设置的正常的维权程序，悍然采取极端行为的大部分原因。很简单，在这些人的眼里，区区的几万元钱大约就是他养家糊口的本钱，本钱得不到，又缺少他们心中的“社会公平”，剩下来的事情只能是采取极端手段，通过玉石俱焚的办法解决问题。

在这里，笔者不想具体分析这些“以死抗争”的案例的来龙去脉，谁是谁非，只是想就此提醒我们的社会管理者们，一定要认真注意类似事件所折射出来的警示意义，亡羊补牢，采取措施，力求从根本上消灭此类事件发生的土壤，真正使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走向“和谐”，而不是相反。

那么，类似的“以死抗争”的事件，到底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及一位美国的专门研究东南亚农民问题的专家斯科特。

斯科特由于在其著作《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中提出了著名的“日常抵抗”概念，这些年来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声誉雀起，正有日渐走红的趋势。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一个社会或者它的某一部分出现不公正、不公平现象的时候，对于大多数弱势群体来说，公开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直接对抗行动，由于行动成本过高，因此在现实生活中通常情况下是很少出现的。弱者的“日常抵抗”更多地是采取诸如偷懒、开小差、装糊涂、诽谤、怠工、偷窃、开小差等方式。这些“日常抵抗”方式被斯科特称为是“弱者的武器”。

具体而言，所谓“弱者的武器”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个体化，采取行动的主体并不是有组织的，而往往是个体的偶然的选择；二是隐蔽性，当事人不说，很少有人会知道；三是间接性，也就是抵抗行动的性质比较柔和，影响不大。

应当说，在一个不公正、不公平的社会环境下，这种“日常抵抗”是大量存在于地下的，它是弱势群体对压迫者的强势集团发泄不满、寻求心理平衡的一种主要渠道。就其影响来说，在通常情况下，具体的“日常抵抗”的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我们在承认斯科特所说的这种弱者的“日常抵抗”的确存在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他所说的这种弱者的“日常抵抗”，只是在社会上的不公正、不公平现象还不是那么普遍、不是那么严重的情况下的一个产物。伴随着整个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的持续恶化，所谓的弱者的“日常抵抗”必然会逐步升级。在某一个临界点上，“弱者的武器”会发生质的突变，地表下的“潜流”会成为地表上的“江河”，“日常抵抗”便会演变成为“以死抗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目前各地出现的有增无减的针对一些富豪和官员的极端案例看，说现在的很多苗头预示着一些零散的“日常抵抗”，正在向“以死抗争”的方向转化，当不是危言耸听的杞人之忧。

而且，以弱势群体为主体的这种以“以死抗争”，也明显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所谓的“单个人的行为”，这些行为一般都是个人丧失理智之后的偶然性产物，虽然后果血腥，影响巨大，但毕竟不会对社会造成大的伤害。第二个阶段就是从“单个人的行为”演变为“弱者的联合性的行为”，表现在事先的组织性和行动的规律性，以及后果的严重性，等等。这种联合的抗争，你叫它“造反”也好，叫它“暴乱”也罢，所指的都是这样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现象。在这个方面，若想寻找具体的案例的话，就请看看这些年来发生在南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的社会动荡事件，那可是活生生的现实。

总而言之，正像斯科特的研究所呈现的那样，社会上弱势群体的抗争是有规律可言的。这些抗争行为伴随着不公平、不公正局面的加深，基本上遵循着如下的抗争路径：从“日常抵抗”到“单个人的以死抗争”，再到“弱者的联合性的以死抗争”。

实际上，当社会上大量存在着“日常抵抗”的时候，就已经说明我们的社会机制是出了很大问题的。只是由于这些问题尚不足以引发大的事端，因此十分容易使人忽略他们的存在。但是当一些“日常抵抗”开始出现向个人性的和团体性的“以死抗争”的方向演进的时候，对于导致这种转化的社会问题，我们可实在是不能再麻木不仁、坐视不管了！必须要尽快研究出对策，彻底消除整个社会链条彻底绷断的危险，保证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要避免弱势群体由“日常抵抗”向“以死抗争”的方向转化，当前最为紧迫性的问题就是要落实中央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注意做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立即拿出得力的措施，着手解决积累了多年的在社会公平、公正等方面的问题，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加快建立起一个“公正、公平、均富、和谐”的社会。

在这里，必须再次批判一个由于经济学家们急功近利的误导而形成的错误治国理念，即“效率第一、兼顾公平”。这个简单化的提法左右了我们20多年的改革实践，到如今可以说贻害非浅！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来看，这根本上就是一个最大的伪问题。因为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公平和公正是经济发展取得高效率的一个必需的前提；一个缺乏起码的公平资源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高效率的。目前，当着社会上少数弱者的“日常抵抗”正在转化为“以死抗争”的重要关口，的确是到了应该彻底反思我们究竟在那些环节上出了问题，并切实加以解决的时候了。

                                      2016年6月12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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