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中国 融入世界

——论转型中的中国企业

                   （汤 明，2015，9，29日于美国）

各位校友：

大家好！很荣幸能参加此次交大校友峰会，同各位杰出校友一起交流、探讨。

本次演讲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是我个人的经历；第二是我对中国企业的思考。大家知道，中国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都是3月5日召开。2011年3月6日，《人民代表报》整版刊载了我的文章《源于中国融入世界——对中国中央企业的思考》，

我的这篇文章成为当时全国人大代表人手一份讨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参考。现在开始我的演讲。

一、引子

1993年之前，有四件事情的叠加使我极为震撼并影响深远，以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第一件：1982年，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在苏州的灵岩山结识了一位世外高人、奇人，他告诉我：公元一九七六年，农历丙辰龙年，中国大地发生了一系列千古难见的自然现象:东北巨大陨石坠落、唐山大地震、中共三大元老相继去世。天、地、人，同时发生如此大的变数，预示着中国将发生“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运程到了否极泰来的时候。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我还不懂这意味着什么。

第二件：1991年，深圳建设皇岗口岸，我亲眼目睹了挖掘机从深圳河里挖出的累累尸骨。他们都是当年冒着生命危险逃港者的遗骨。我不禁深思：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力激发他们如此冒死向往香港？那可是当年宣传的“水深火热”的地方！

第三件：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原中国社科院院长李慎之随行，他在新加坡问邓小平：为什么我们要跟着美国人走？邓小平回答：很简单，世界上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垮掉了，所以我们要学习美国。

现象：1991年苏联解体，广东有许多俄罗斯姑娘靠卖淫为生，我们不禁感慨：如此高贵、漂亮的俄罗斯女子沦落到为“粗俗”的广东农民提供性服务，这是俄罗斯民族的悲哀，这也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悲哀。

第四件：我读了《飘》这部小说，其中男主人公伯瑞德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当一个政府迅速兴起和垮台之时，都是发财的好机会”。90年代的中国，计划经济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悄然崛起，正是千古难遇的双重发财机会。

二、经历及思考

1990年后的中国，党、政、军民全民经商。原来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纯粹是百姓瞎操总理的心。位卑不议天下事，人民普遍开始远离政治，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人的命运如同被强奸，与其做无谓的反抗，不如好好享受。人的物质欲望开始无限扩张和膨胀，小平先生似乎正把中国人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动物变成经济动物。当时，作为公务员的我受时代大潮感染，被领导拉着下海加入了做发财梦的洪潮。

我于1994年下海创办私营企业，占天时、地利、人和，收获颇丰，然而惊喜中的迷茫，发现中的困惑，知识的局限，见识的限制，使我虽身处物质的无限风光之中，内心和思想却犹如处于北京雾霾之中，视力的远度和深度都看不到远方，看不到出路何在。商海中的几多沉浮，几多酸甜苦辣，大喜大悲，一夜暴富、一夜赤贫，多少从市井和田坎上走出来的私营企业家跌宕起伏的故事在我身边不断演义。面对中国转型时期经济舞台上光怪离奇的企业、人生悲喜剧，以及对企业成长和公司治理问题的长期思索，对所有制不同在企业成长中起何种作用等问题的思考，以及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需要更高端的人脉资源，更需要高人指点，贵人相助，因为中国企业的大小，与结交的政府官员的大小成正比。诸多原因，最终促使我以一颗虔诚之心，对这些极具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价值的现象进行探索，引导我将企业的本质等基本问题放到系统的企业成长模型中来研究，鞭策我将书中的知识和商海中的感悟进行理论升华，探求企业成长的一般规律，为自己管理的企业寻找红旗不倒之路。

犹如人的集合组成了社会系统，众多企业的集合则组成了社会的经济系统，社会学往往通过对一个人、一个家族在社会变迁中悲欢离合的研究来反映时代的变化一样，从1994年至今，我经历了私企—学习—央企一系列波澜起伏的人生，深深地体验和感悟了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在中国经济滚滚洪流中有的如鱼得水，有的如不系之舟般随波逐流、自生自灭，深刻地理解了所有制不同对企业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正如王阳明所说，“一切学问皆从苦难中来，从千锤百炼中来”，“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在私企时，我是私企戏中人，在央企时，我是央企戏中人，戏中人与看戏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犹如将经历过爱情的人所写的爱情小说与太监所写的爱情小说相比较，后者过程很精彩，想象很丰富，但不具备可操作性，且可信度极低。

同植物学家从对一片树叶的研究扩大到对树的研究，从对树的研究扩大到对森林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研究一样，企业犹如经济系统中的一棵树，研究一个企业，方知中国三十年经济之巨变，了解当下存在之症结，洞悉未来发展之去向。

三、理论及感悟

（一） 企业成长简论

企业是人类真正“以利相聚”、“为生存而生”的经济组织，它超越了血缘、地缘乃至国家，同时也超越了宗教、种族以及人种，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具智慧的组织形式之一。国家是以血腥和暴力划定界线，而企业的边界则由自己的综合能力划定。

研究发现，犹如人是由人的身体、智力体和精神体三部分组成一样，企业是由资源层、制度层和文化层构成的有机生命系统。企业成长取决于三个层面各要素的有机互动和合理集成。如下图：

其中，角色要素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特色所在：根据“科斯定律”，将权利视为生产要素，做外部不经济的事（如排放烟尘、噪声、气味等）的权利也是生产要素，但行使（使用）这种权利是应该支付成本的。国有企业在国家战略中扮演两个重要角色：一是对内弥补市场失灵，二是对外体现国家战略。当企业运行和行使这一使命时就要支付成本，这是中国国企理论上的核心问题。

根据我个人的研究，企业竞争主要在于三个层面：

第一是物质层面。德鲁克先生所言“企业的竞争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赢利模式的竞争。” 赢利模式和产品不一样，我们用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去参加竞争，这是物质层面最关键的问题。有人将现代化定义为“全社会范围，一系列现代要素以及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的变化或变革的过程。”企业的现代化亦如此。物质层面实质上是资源组合方式的竞争。知识、资本、人才是这个层面上最核心的要素。

第二是制度层面。制度层面首先取决于对国家制度、国际规则的尊重，内部制度优的企业总是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胜出。一个企业要生存下去，一定要靠制度吸引人，留住人，培育人，激励人，让人高产，让人成就感和幸福感最大化。

第三，企业之间竞争的本质是企业家思想力的竞争。这个层面的竞争才真正决定一个企业是不是能够胜出。因为一个企业只能在企业家的思维空间之内成长，企业的成长被其经营者所能达到的思维空间和全体员工的执行力所限制。认识自己，我们从哪儿来，将向哪儿去？这是企业家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 企业起源

看病必探其病因，修屋必勘探其基础，研究一物必先究其源头，正所谓“菩萨畏因，凡人畏果”，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诞生在欧洲。西方企业的起源，遵循了这样一个脉络，从传统的中世纪神学占绝对地位的封建农业社会中，开始了至今仍影响世界的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的思想得以空前解放，人性中对真善美艺术的追求得以表达。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使人们敢于对心中传统的宗教产生质疑，尼采更是发出了“上帝死了”的呐喊，一大批群星灿烂的思想家的诞生，使西方世界建立了适合未来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一套宗教伦理体系，使后世人们的经济行为，从正当性、合法性方面有了宗教理念的支撑。尤其是1776年影响世界的几个大事件的发生，更加奠定了当今世界的基本雏形：瓦特的蒸汽机、圈地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使企业在物质层面重要的要素—工厂、市场和动力都成为可能，激发了人性中对财富的渴望；美国的独立，其包容的宗教，对世界的开放，刚性的社会制度，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同欧洲大陆的竞争、学习，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吸收，最终使美国成为地球上最强大、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使人们有了指导市场经济的思想武器。

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巧然地选择了以全盘苏联化国家动员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建立了为政权服务的一套强大的工业体系，我们称之为“延安模式”，在增强国家资本的同时也巩固了政权。中国企业的原始积累一是通过对农副产品的“剪刀差”政策，转化为对中国工业、重工业的投入；二是用暴力的手段赶走了帝国主义，废除了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合理条约，顺理成章地取得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在中国土地上的物质资源；三是用公私合营的方式获得了中国民族资本家遗留的物质财产，从而积聚了新中国最初的原始积累。

直到1978年，中国仍然施行封闭政策，而此时的人类社会却在各种群体的生存竞争中自发地展开了自己的演化道路，美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谩骂、指责中，不断修正自己，从“纸老虎”变成了“真老虎”。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大幕，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过渡。随着思想和政策的不断解禁，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起步，随后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也踏上征程。在这场改革洪流中，出现了众多的社会现象：企业的诞生与覆灭总在交替往复地不断上演，犹如妇产科和火葬场一样热闹异常，各类企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两三年，正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匆”。

（三） 中国精英思想的来源

活跃在当今中国政坛、文化和经济领域的精英们，大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他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了解犹如凿壁偷光，信息来源十分有限，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亦有失偏颇。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犹如1949年后文化荒漠中，犹如离析之水，只能从长辈们少之又少的言传口授中获得，正如人们所说，当今的文化大师还不如从前的穷酸秀才掌握的典籍多。前苏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曾指出，苏共失败源于垄断利益、垄断权力、垄断真理。中国精英们所学习的知识，正是来自于被垄断的“正统”的宣传式教育，身居其中就会被迫地、别无选择地学习、吸收，当“最高价值”失去价值后，人性中恶的一面必然全面膨胀。他们往往缺少他们父辈们自力奋斗崛起草莽之间所不可或缺的小心谨慎和充沛精力，缺少其父辈奋斗过程中的斡旋能力和忍耐精神，也缺少用全球营养来哺育自己的胸怀和机制。

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其所处时代的政治人物对其影响深远，他们的思想营养也只能来源于政治和周围的人。这一代人成长于文革时期，那时正是他们渴求知识而时空隧道中另类信仰没有知识的时候，他们唯一的精神资源就是无所不在的领袖思想和斗争精神。然而，经过政治运动，这一代人原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破碎了，人性呈现巨大反弹。改革开放后，国人惊奇地发现与西方世界的巨大差异，一个金钱至上的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从那种时代撑过来的精英和企业家们，除非经过严酷的市场经济洗礼，否则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将很难改变。他们犹如椭圆型鱼缸中的金鱼，看到的是一个变形的世界，哈哈镜中的世界。他们戴着手套触摸这个世界，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世界，他们用头脑中形成的固有观念不断给真实世界“加盐”，使世界变了味，判断、决策自然走了样。

我们常常在社会上以君子或小人、取仁或取义鉴别身份，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一个缺乏信仰的国度，一切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来源十分庞杂，有多种营养、多种渠道，呈正邪黑白就近选择之趋势。中国文化天生就有一种似乎官位大小与文化水平高低成正比的基因，“官”就是一切的判官。当今中国社会，物质层面张扬，精神层面式微，个个都想成为名利场上的英雄，极少想成为战胜自己的圣人，人们以治国、平天下自居、“为己任”，而修身、齐家为他人之事。社会上就近学习、模仿的“楷模”缺失，“士大夫精神”断代。我们这个时代树立的英雄楷模，都是希望他人去做，自己不愿意去做，所以“英雄楷模”变成了“木偶摆设”。人们的头脑除了膨胀与自负之外再不需要其它的营养。心如枯木，任世俗风吹雨打。身如不系之舟，任凭随波逐流。

（四） 中国企业的发展转型路径

从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轨迹来看，决不亚于一种地球上已经灭绝的物种重获新生后一种艰苦卓绝的演化进程，它充分展示了社会的丛林法则。在其发展之初，既没有政策的认可，更没有资金的支持，甚至连存在的合法性都要讨论，正是在这种前无坦途，后无靠山的背景下，它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市场经济大潮中，通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在夹缝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起来，犹如悬崖上的青松，在稀少的土壤中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争阳光，争水分，坚韧生长。他们具备赚钱的能力和胆量，但往往缺乏享受财富的智慧，往往天真地认为成功是可以复制的。对未来市场感悟力的迟钝和对权力资本的过分依赖，以及对接班人的选择、培养，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并不完全懂得厚德载物的真谛，他们的财富和他们的道德修养、知识水平必须一致，才有可能基业长青。

西方的企业家经过了庄园主—绅士—武士—企业家的转型过程，中国民营企业家基本遵循了生民—掠夺者—商人—企业家—资本家—慈善家的成长轨迹。民营企业就像离离原上草，遭遇狂风暴雨时就点头哈腰，风暴之后又怡然自得，仿佛中国的民营企业只能在尊严和发财之中做出选择。                                                                                                                                                                                                                                                                                                                                                                                                                                                                                                                                                                                                                                                                                                                                                                                                    

国有企业也同样如此，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从执行计划、命令的主体转化为自求生存的市场参与者，大量企业的重组、兼并、破产导致中国的巨大振荡，组织和人的心理在新旧蜕嬗之际常常困惑和迷茫，无所适从。1978年以后的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得不融入世界、不得不现代化的道路。逐渐地，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慢了也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等一系列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经济逐步转型，其路径：延安模式→命令经济→运动经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计划+关系+市场）的市场经济。与我们新生的国家一同成长的国有企业，同样经历了由“延安模式”、命令执行者到市场经济参与者转化的阵痛过程。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基本遵循了官吏—官商—职业经理人—企业家—政治家的成长轨迹。随着中国逐步向理性的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回归，中国国有企业的转型轨迹：命令执行者→分配市场→寻找市场（早期）→创造市场→创造价值获得市场→国际合作（加入全球合作）。

（五） 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人民从1840年以后就开始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的“历史的三峡”的历程，我们从物质层面的坚船利炮到洋务运动的制度变革，再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革命，中国人民从未停止对现代化的探索和对民族复兴伟业的奋斗。作为一个经济高度分散和弱小的国家，只有在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上的铁腕推进才真正形成经济领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基本条件。

中国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应的一套经济体系，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适应的一套制度安排，是中国老百姓在几千年均贫富的思想下形成的一种善良的社会心理，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必须坚守的底线。

经济是中国政治在经济领域的延伸，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是藤与树的关系。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战争思维在经济领域的运用，也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任何决策一旦决定就可以铁腕推进。中国经济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与这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政治家以主人翁的姿态领导着企业展开了省际与县际的竞争，考核企业的指标转化为考核政府官员的GDP。省际与县际的竞争实际上都是官员与企业家的分工协作，官员相当于董事长，企业家相当于总经理。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将中国经济推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也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四、国有企业弊端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与之相适应的世界一流大型企业集团呼之欲出。当前全球发展的历史进程必然选定大型国有企业担当此使命。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从中国国企成长壮大的过程看，基本上是因局部垄断而大，因中国市场巨大而大，因权力的重组而大，因政策倾斜而大，处于大而不强，量大而质不高的状态。这种与现代企业成长机理不相符的成长过程，不仅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将会成为中国国企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阻碍。认真考察部分已经进入世界500强的国企，可以清楚地看到，与世界一流企业对标，我们在人均产值、利润率、资本回报率、科技创新力、全球影响力、归属感及成就感等多项重要指标上，依然相差甚远。中国的国有企业除了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外，也存在其先天不足：

第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最多人拥有的东西，最少人关心”，很容易形成公权私有化，只关注自身或自身小群体利益，而忽视企业利益，造成的是真正的所有者缺位和搭便车现象。

第二，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而来，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的本质是任务的执行者，所以国企中一直存在着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山头的战争思维的经营模式，对成本的控制基本上处于粗放型经营阶段。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的条块分割而来，所以各部委、各行业都有自身的行业标准和评价体系，使得所有的国有企业跨领域的合作存在很多的行业壁垒。

第三，大量潜水艇似的人存在，这些人经常处于不吃亏的临界点，有名有利的时候浮起来，有责任和风险的时候沉下去，更有甚者像啄木鸟似的依附和栖身于企业这颗大树，让企业为其提供水分、阳光、食物，稍不如意就会啄伤企业的筋骨。大量鹦鹉和喜鹊似的人存在，这些人往往报喜不报忧，领导说啥我说啥，对领导唯命是从，人为地形成了领导是真善美的化身的气场，领导自己也受其所累。人们往往由自己坐的凳子决定自己的思维，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思维就在这种犹如官场的斡旋中被泯灭了。中国企业家大多数时间都在官场和内斗中对冲，真正思考企业的时间和精力却少之又少。

第四，受中国传统官本位影响，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价值取向往往最终归依到官场，“人在曹营心在汉”，“人在商场，心在官场”，把做企业作为从政的路径和台阶，缺少将做企业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价值取向。掌握了资源层的企业家往往和制定制度的国家官员位置是可互换的，后果就是对外企和民企的不公平。

第五，中央企业领导人任期的客观实际造成了其永远是跑接力棒，任何人都只管自己这棒跑得最漂亮，都希望自己春天的花是最美的，大家都只是注重眼前的业绩，缺乏经营百年老店的长远战略和深谋远虑。在一定程度上，中央企业的经营权比产权更重要，所有者缺位，经营者往往会把荣耀留给自己，把悲伤留给别人。他们可能因为排斥异己，为消灭一只“老虎”，而不惜毁掉一座森林。

五、中国企业之转型

（一）中国的就是世界的

中国的就应该是世界的。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具有企业的一般属性和本质，如同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都具有人的共性一样。从根本属性看，企业本无国企、外企、民企之分。依据企业成长理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除了资源层中的关系资源和角色要素之外，企业在利用和优化组合资源、提高工作效率、追求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吸取对企业有用的资本主义精神等方面是相同的。不论什么企业，都是在为他人创造价值的同时得到回报。因此，中国企业要向西方先进企业学习，学习其高效率的资源利用、先进的管理制度和融合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经营理念，让市场忘记企业背后的所有者。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市场经济的发展如同世间万物之存在，皆有其内在运行的规律。过去我们以革命和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这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的，唯有遵循客观规律的发展才能真正融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源于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首先要遵守作为跨国企业所必须遵守的一般的市场准则，按照世界通用的游戏规则规范自身行为，遵守各国法律法规，与世界融为一体。中国企业要像美国黑人一样彻底地融入主流社会，担当起企业领袖的角色，切忌像印第安人一样，虽处于主流社会但又不融入主流社会，只好成为被边缘化的另类。

（二）中外企业的殊途同归

如果将人与企业进行比较研究，我们会发现：人由有形躯体、智力体和精神体三部分组成。企业也同样由资源层、制度层和文化层三个层面组成，这三个层级由高到低，一级指导一级，逐步发展。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企业亦如人一般成长，已然高大而健壮，但精神培育和灵魂素养尚待提升。我们深切呼唤企业精神和企业之魂，愿之成长为道德楷模，成为世界企业中有责任、有能力、有担当、受欢迎的一员。

中国国有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息息相关，与中国共产党共生共赢。无论是在延安模式、战时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1978年以后的市场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脊梁。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国企的特殊性。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从未通过改变自己的基因来适应自然，而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制作衣物、筑建洞穴来适应自然、保护自己。同样，中国国有企业也没有必要通过改变自己的“基因”变为完全西方标准的企业，且西方标准也不是市场经济唯一的模式，中国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在保留本国和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成为市场经济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中国的问题由于其独特性，不能完全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国有企业也不可能复制和重走西方企业之路，完全的自由经济、绝对的公有制和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绝对的国家干预都是不适合中国的。在自由经济和国家干预之间一定存在着一个理想的黄金分割点，0.382部分是政府干预，0.618部分是企业自主经营，经济自由发展。

我无意指责“道路”的孰对孰错。犹如民主的弊端，西方的民主由芸芸众生来决定精英的命运，同时精英被迫表现出的向世俗献媚，也难掩其可悲之处。而中国的“特色中药”让中华民族在地球上生生不息，又何尝不是中国模式的佐证。“习奥会”的随行企业正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自我纠错功能和与时俱进理念定会使其基业常青。“上山千条路，共仰一月高”，我们走自己的路，不去指责别人的路径，都是为了人类共同的理想，为了让我们人类能够舒适地、诗意般地、有尊严地栖息在大地上。

（三）中国企业未来走向

一般来说，但凡专制的国家，其经济都如一盘散沙。而民主国家中的大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却一定是专制的，其表现为理念的统一和执行力的高度纪律性。

可以预测，中国企业的转型一定是在增量上进行，人们为支持改革所付出的成本一定会小于改革所带来的红利。国企改革也必然符合黄金分割原则：0.618部分的竞争性企业将完全市场化，国家享有否决权；0.382部分的战略性企业，其控制权则仍由国家掌控。民企改革的重点在于契约精神和信托精神的培育，权力要素将退出市场，不要让人们总看到财富背后的权力黑手。

对企业而言，产品是企业集体人格的延伸。企业家必须专注、必须创新，精益求精。企业家应该钟情于产品和品牌，利润应该是社会给予企业创造价值的褒奖，以单纯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的企业不会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合约和道德的产物，对制度和规则的尊重是道德社会产生的基础。成功的企业既要经济实力超群，是树立自身形象和执行国家战略的楷模，也要是文明道德的楷模，具备让人心悦诚服的道德权威。唯有如此，企业才能真正在市场经济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并赢得全世界的尊重。

（四）结语

我们发现，曾经持续二百年的欧美城镇化过程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范式。当下随着中国城镇化过程的推进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城镇化也将为未来世界提供无限商机。随着人类交通革命及地球村的到来，人类正从海洋文明回归到大陆文明。一带一路、欧亚走廊同样为世界带来机遇。工业4.0时代的到来和世界范围内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同样为中国企业和世界企业提供了合作机缘。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3000年以前巫师和年长者是地球上最有文化的人，古代中国、印度都是盛产巫师之地。当人类轮回到今天，谷歌、百度等正成为人们万事问询的“巫师”，他们仿佛成为人类知识和真理的化身，人类自己思考的能力在慢慢地弱化，人类自身仿佛正成为另一个层次上的文盲，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当今世界，单枪匹马打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企业进入了竞争、选择、合作的新时代，明智者方能生存！

世界强国的崛起必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崛起，第二个阶段是民族自信，第三个阶段是在重大国际冲突当中成为胜者。在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理念下，好的中国企业应该以精致的产品胜出，以精益求精的服务胜出。而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中，永远都是有责任、有道德、受尊重的企业胜出。我相信中国企业会越来越多地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

在人类历史上，机遇决定人类实践成功的一半，而另一半取决于人们的行为。中国社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精英时代，社会自然选择地会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他们是支撑中国的栋梁。我们深信，中国企业在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将不断地完善和强大，中华民族正从1840年历史的谷底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